事实上，在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田野发掘工作结束之前，考古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了对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我们在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进行发掘时，就感觉到该遗址价值非同一般，所以发掘工作还没完全结束我们便对其进行资料的整理，为的是尽可能早地为学界研究提供第一手素材。”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炎亮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很疲惫，但看到他们的劳动——关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上万字发掘情况报告，心中充满了欣慰。令人欣喜的是，该发现还被今年《考古》第2期收录。
《考古》是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期刊之一，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作为新发现被收录，无疑是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发掘价值的一种认可。更重要的是，此次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发掘的，首次公开了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一个重要研究——墓地的具体年代。
在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发掘之初，考古工作人员只能根据墓地出土的一些典型器物，诸如颈部饰险纹带的陶质筒形器、器座、“塔”形器以及刻画“之”字纹陶质筒形罐等，在比对牛河梁等红山文化时期遗址的陶器分期后，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该墓地应属山文化晚期。
2015年7月，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了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古代人类骨骼进行样本提取，并将10余例一次葬但扰动情况少、保存比较好的骨骼标本，送往美国迈阿密的BETA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年。
通过碳十四测年，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埋葬人类年代距今5305年至5045年，也就是说该墓地持续使用了近300年。
听到消息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文物专家组组长郭大顺说：“这证明该墓地确实属山文化晚期，而且是晚期的后期墓葬，这与以往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和分析相吻合，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
除了对墓地的使用年代有了，专家还对半拉山出土的人骨中的C、N 同位素比值进行测定。根据测定结果，可知半拉山红山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以那些适于高温和太阳辐射较强地区生长的植物，如小米、高粱等为主体，或以食用适于高温和太阳辐射较强地区生长的植物为食的动物为主体。
同时，结合红山文化各遗址的动物考古学及工具学的分类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时期渔猎经济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吃捕获的猎物是当时先民动物性蛋白的重要来源。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项目考古发掘队领队熊增珑告诉记者，在2016年11月，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古玉研究联合工作室对出土的140多件玉器进行检测研究。专家采用了最为先进的检测和分析技术，弄清了红山文化玉器材质、制作工艺和加工顺序。
古玉研究联合工作室研究员张友来对记者讲述了古人制作玉器的过程：他们先是将毛坯玉料进行初步的打磨，使其呈现圆柱体的特征，然后通过管钻的方式，从圆柱体玉料的顶端竖向钻出内孔，在内孔尚未钻透之前，可以用工具横向切出一个圆环，这个圆环就是红山文化单孔玉璧的雏形，然后再对圆环进行打磨，形成了红山文化常见的单孔玉璧。
“这种玉环类器物的制作工序和方式与今天的玉镯等环形玉器的制作方式极为相近，由此可以说，早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人制作玉器的方式就已经很发达。”张友来说，而且当时他们已懂得并熟练运用桯钻钻孔和管钻双面对钻技术，从M12出土的玉猪龙钻孔的台阶形错台可知，玉猪龙的钻孔有别于玉环类器物，通常用的是双面管钻。另外，从加工面存在的显微痕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玉器制作已使用玉砂的加工方法。
“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人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玉器制造工艺，而且还对玉、宝石和石器有较高的辨别能力，并能区别使用。”张友来说，除了对玉器加工工序和工艺的研究，他们还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140多件玉器的材质进行了检测。
经检测，研究人员发现这140多件玉器的材质基本以蛇纹石、透闪石、方解石、天河石等为主，它们在今天仍被认为是宝石的主要材质。
“天河石被制作成耳饰，透闪石、蛇纹石制作成手镯等佩饰，这证明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对玉、宝石和石器有了较好的辨别与使用方法，体现了熟练的制玉工艺技术和对美的追求。”张友来说。玉器材质的明晰，还有助于对其产地进行判断。据介绍，半拉山出土的玉器一半以上都是蛇纹石和透闪石材质。蛇纹石外表呈灰白、石红色网纹，似蛇皮而得名，M12出土的兽首形柄端饰的主要成分就是蛇纹石。而透闪石从外表看，颜色比较淡且具有玻璃光泽，M12出土的玉猪龙的主要成分是透闪石。
“蛇纹石在岫岩玉器中比较多见，而透闪石在很多地方产的玉石中都存在，比如新疆的和田玉的主要成分就是透闪石，但是不同产地的透闪石玉石细腻、均匀程度各有不同。古代交通并不发达，玉料虽有外来的可能，但半拉山出土的玉器原料大多数还是来自当地。”张友来强调说。
前不久，著名考古学家、大学教授李伯谦在《华夏文明》期刊上发声，修正以往学界对红山古国的认知。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红山古国是一个神权古国，而且是“有祀无戎”。直至发掘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时，在一座石棺墓中出土了一件带有兽首柄端饰的石钺，学界的认识才发生了变化。
在李伯谦看来，钺是的象征，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红山文化带有兽首柄端饰石钺的发现是红山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因为这一发现使得学界认识到，红山文化除了神权，还存在——的成分。
吴炎亮对李伯谦的观点颇为认同。他告诉记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红山文化虽已有存在，但神权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仅凭一件石钺还不足以证明当时社会以——为主。从M12所处的便可见一斑：M12位于墓地南端，并不在墓地中心部位，不是墓地中地位最高、最显赫人物所应埋葬的。
“我们可以说——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吴炎亮说，M12的主人经鉴定为男性，年龄在30岁以上，正值壮年，且人骨无头，可见战争在当时已有发生。M12的主人虽不是整个聚落地位最为显赫的人物，但他在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我们推测他至少是一个小部落的头领。
综上所述，学界以前所作出的红山文化是神权古国的论断仍然可以成立，不过红山文化古国并非只有神权，它和凌家滩古国、良渚王国一样，也含有——的成分，只是比较微弱，不占重要地位而已。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价值得到业界的肯定。上述内容只是现阶段的研究，未来我们将继续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进行深入研究。”吴炎亮说。
据了解，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也不忘对该墓地遗址的。为了好该墓地遗址，在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后，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助地方，即刻对遗址进行了性回填，为将来的、展示甚至打下基础。
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总共出土了140多件玉器，但由于深埋地下、墓葬封石脱落等因素，致使部分玉器断裂。另外，因年代久远，部分玉器甚至出现了粉化的现象。
为此，在古玉研究联合工作室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进行观察和检测后，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展开了对这批玉器的修复工作。
据省考古所文物部主任肖俊涛介绍，文物部5名修复人员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63件残损玉器进行了精心修复。修复后的玉器，不仅得到了有效，还有助于研究人员准确把握其器形等信息。（记者娜）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庙和积石冢群址，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2002年至2003年，考古人员对牛河梁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其中第十六地点发现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墓葬——中心大墓，这为综合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墓葬结构、葬俗演变、玉器组合提供了新资料，为探索红山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的道和特点，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因此，2003年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自2003年至今的十几年间，红山文化考古始终处于沉寂状态。直至近年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才再次获得了一些新资料。
不过，辽宁考古人并不满足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和研究，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吴炎亮表示，他们愿意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对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同时，他们将眼界放得更宽，扩大到整个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省的大凌河中上游曾是红山先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此外还包括自治区东部一些地区。
“半拉山只是红山文化诸多遗址点中的一个，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半拉山遗址点，还需要找到更多的‘半拉山’；我们不仅要找到埋人的冢、搞祭祀的坛和建筑，还要争取找到人的生活居住址，唯有如此，才能清楚地了解5000年前的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吴炎亮的话铿锵有力，显示了辽宁考古人不懈探寻红山文化的决心。
2014年，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对大凌河中上游地区进行全面的普查，然后再进行勘探、发掘。
经过反复修改，最终修订的《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迹考古调查五年计划（2016-2020）》终于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
3月16日，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大凌河上游喀左地区的调查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大凌河两岸3公里带宽内的调查工作，共调查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20余处，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左岸（西岸），其中新发现的遗址和墓地就有10多处。（记者 娜）（图片由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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