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由我原创、于《武宣印象》2017—06—10、2017—06—22和《武宣文史（第十八辑）》刊文的基础上，经增添后记等不少内容后重编而成。
引子：至今已经43年了，我手腕上戴着的“宝石花”牌手表（更换“上海”牌表面）仍在滴滴答答地运转。这是上个世纪的1975年，我在武宣县六峰山林场界首站工作时花了110元（当年我每月工资38.5元）买的，更是我从11个人、仅一块手表指标、釆用抽签（抓阄）的方式幸运得到的。刚戴时，分秒不食人蜥蜴差。
那年月，“三转一响”即手表、单车、衣车和收音机，是每个人的“中国梦”。而手表对于经常出公差的我，时尚又顶用。
1973年8月19日，我大学毕业后分配进武宣县六峰山林场任林业技术干部。进场报到那天，道漫长曲折，封门㘭更是山道弯弯，崎岖险峻，林场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到后不久，场领导我当统计员，这个看似与林业技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其实很重要，因为熟悉并完善各种数字正是林业技术的基础。
林场于1957年7月建场。然而，场部各种数字如人口、各林种面积、林业用工、林业投资等几乎一张白纸。
当年10月的一天，国家林业部领导和专家到林场视察界首站的杉木，将了我场一军。他们一进领导办公室，看到墙上挂有一幅标有“农业学大寨”语录的水田区划图，马上问：你们是林场还是农场?场革委会朱锦义主任脸都绿了。言下之意是，若是林场，为何不挂“森林分布图”和“林业规划图”，林场是不务正业。当天，还要林场提供从建场以来及1973年的总用工、其中林业用工、总投资、其中林业投资等数字，致使我们措手不及，最后是“统计加估计”了事。
为此，我从零开始，逐步建立了人口、育苗、造林、抚育、基建、养殖、机械设备等一系列基础数字，并拟出了搜集各种数字的可行意见书，促使统计工作形成制、规范化。
统计工作之余，我还参加了杉木迭优工作，在总场选出杉木6号优树，该优树后来入选全区杉木优树名录。
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天晚上，朱主任见我没穿棉衣在做统计，问我：你没棉衣？我答：没有！他说：你把报告来，补助给你。第二天，我十分无奈地把申请报告交给他，他批了20元给我。而后，我在武宣百货公司花23元买了一件厚实有毛领的“牌”棉衣。如今，棉衣仍在；2017年，我在南宁去了他家，但他因病住院了，遗憾未见面！
林场生活艰苦，常年吃茶油。我的老胃病复发，疼痛不己，人消体瘦，吃茶油更是雪上加霜。又是他，让食堂给我吃猪油！
他经常带我串林子下林站，以了解并熟悉场情。许愿让我先当林场团总支书，以后；还要我接替秘书工作。他爱才之恩，我无以回报。
1974年春，柳州地区林业局刘局长把4斤湿地松种子交给我场育苗造林。这不是一般的林木种子，是国家用一两黄金换一斤种子从美国进口的。该树种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松脂含量高，若培育失败要负责任，意义重大。全场三个林业技术干部，开会决定人选时，贤英才和银炳生都婉言推辞了，并把我推上前台。而我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应承下来。5月，我把种子从场部带到实施项目的界首站。
经过测算，育苗需要营养杯20000个。开始时，我没经验采用玻璃瓶卷稻草泥做，因瓶子短而滑进度缓慢；后经到林场搞科研项目的自治区林科所技术员指导，改用30厘米长、6厘米粗的木捧在木板上卷稻草混合黄泥糊做，数量才成倍增加，工人们热情高涨，开展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很快完成了制杯任务。
湿地松种子奇特，经高锰酸钾消毒、浸种催芽、播种淋水后，幼苗顶端是带着种壳出土的，种壳脱落需要十天左右，而种壳因富含油脂有香味，老鼠、蟋蟀（俗称土狗）和麻雀很爱吃。为此，我采取放药灭鼠、挖窝及水灌清除蟋蟀。
最恨是麻雀，从早到晚，常有三五成群的麻雀飞来叮咬幼苗种壳，清早或傍晚更。而种壳内有嫩芽，一但被毁则成废苗。
1974年7月30日，县内大批高、初中毕业生到界首站插场，给站里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壮大了工人队伍。为此，我工人在苗圃地边搭了一个茅草棚，并指定两名女知青轮流驱鸟护苗，做到白天不离人。
因幼苗期正值高温多雨的夏季，易发生苗木猝倒病，我还指导工人定期喷农药治病，并加强追肥，促进幼苗生长。
在我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90%的湿地松苗保存下来了，且长势良好。8月底，在往场部的大两边共造林50亩，还设置了一组有三个重复三种不同造林密度的对比试验。植后树干通直，迅速郁闭成林。这些优势是本地马尾松无法比拟的。此后，不少职工途经这两片湿地松林时，就会念叨我的名字。
1975年3至4月，我和林场韦永扬副主任被抽到县五、七干校学习理论。结业前下到禄新思布大队搞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我组材料员是县委组织部指定的龙 志（《武宣印象》编者注：龙志，壮族，武宣县桐岭镇古龙村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于2017年2月病逝，生前曾任来宾市林业局局长、来宾市文联副和作家协会），他是《广西日报》积极通讯员。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和内容的增多，同时因其他工作业务较多，龙志表示没时间写下去了。
组长覃家象只好要我冒名顶替，结果，在他的大力协助下，我执笔写了两篇社会调查报告。回干校集中后，我和覃组长分别上台，而文人云集的另外三个调查组各组仅写了一篇。课后，理论教员黃来布（西大毕业）对我说：小王，听说这两篇文章是你写的，蛮可以的啵！我说：是大家的功劳。回林场后，韦副主任时常对他人说：小王，写得的啵。1986年，升任县委副的黄来布成了调我回县工作的“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