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岁的母亲老是换着戴不同的手表，也常常得到她的老龄朋友的称赞。每当这种时候，她都要在我面前唠叨：“我一辈子只买过一只表，80元的上海牌，戴了接近20年。你呢，恐怕都不知道买过多少只了吧，还舍得花上万的钱买块表。”其实，母亲换着戴的表都不是新的，而是我冷藏在抽屉里的过时款，其中包括我工作的第一年，母亲给我买的飞亚达表。
不就是手表吗，告诉我们时间的计时器而已，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回望过去，把前辈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起来，腕表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它，记录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们生活进阶的佐证。
母亲生长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农村家庭，家里的堂屋里有个座钟，是唯一可以看时间的东西。在座钟响亮的报时督促下，母亲从7岁起，每天清晨5点出门，步行到20里外的私塾读书。后来，母亲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时间是学校的铃声。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家在上海的同事探亲后戴着手表回来，母亲才知道手表是何物。但是价格太贵了，国产的“上海”、“宝石花”、“钟山”……一般在50－90元不等，这是母亲当时2-3倍的工资啊，母亲根本不敢奢望。
上世纪70年代末，钟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都是难求的稀罕之物，被大家称为“三转一响”。“三转一响”不仅是娶到好媳妇的条件，也是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我10岁那年，母亲和8个同事“上会”（当时私下攒钱的一种方式，每个月拿出一定数额的钱给会中的人，依次轮流）终于攒得了80元钱，走了个后门，托人搞到了票（计划经济，日用品都是凭票供应），买到了一只上海牌女表。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首次冲击世界杯冠军。”上初中的我和母亲一道守在电视机前为女排加油，当时记忆深刻的除了郎平、孙晋芳之外，还有就是宋世雄动情的解说和比赛间隙播放的雷达表的广告，画面上那黑灰色的腕表闪烁光亮，比母亲手上的上海表不知漂亮多少。“这种国外的表很贵吧？中国人买得起吗？”我问道。
80年代后期，石英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造成了冲击，因为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而且价格便宜、外观时尚，石英电子表逐渐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我们家也挂上了石英电子钟。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等日本品牌趁势强攻中国，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飞亚达、罗西尼、天王、依波轮等品牌红火起来，央视《》前“罗西尼为你报时”的广告，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上海、宝石花、钟山等国产机械表失去了市场，渐渐淡出。可是母亲依然戴着她的上海女表，每天给表上发条。
90年初，百货公司钟表、手表的柜台吸引了很多人。在我生日那天，母亲送给我一只当时最流行的石英表，也是我的第一只手表：小巧表盘、黑色表面、黑色、金色刻度的飞亚达小坤表，亮晃晃的表面，十分漂亮。但母亲仍然舍不得放下那只上海女表，尽管表面已花得难以看清刻度了。
1992年，南京的表哥到四川出差，我看到他手上戴着一只英纳格，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进口表。表哥告诉我，上海能买到好多高级表。然而，不久，BP机（传呼机）开始流行，很快我有了手机，BP机和手机有报时功能，手表似乎多余了。不知何时，我把母亲买的那只飞亚达扔进了抽屉。
在这20年间，腕表从极度向往的必需品，到遍地都是电子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被手机代替，扮演着最原始的角色——计时器。
进入21世纪后，腕表的计时功能逐渐弱化，而装饰性得到强化。时尚腕表的概念由此产生，配合服装流行趋势，各种色彩、各种造型、设计夸张的手表，为整体风格的打造平添光彩。人们开始重新戴起了手表，那些设计感很强、用材用色很新潮、价格便宜的手表深受时尚女性的喜欢。记得2004年钟表协会在摩尔百盛举办钟表展，港产腕表大受欢迎，我也情不自禁买下好几只手表，搭配不同的衣服。
与此同时，高价位的高级腕表纷至沓来。成都的几家钟表专业卖场，如亨得利、名表城，开始占据成都中高腕表市场。2001年，成都亨得利在完成改制后，确立了“打造西南最大规模的综合型钟表专业公司”发展方针，陆续引进了欧米茄、劳力士、浪琴、雷达、宝珀、积家等众多名表，进口腕表风头强劲，占据了市场的90%。
随着腕表品牌在中国的推广，“穷人玩车，富人玩表”的消费开始渗透。江诗丹顿、卡地亚、宝玑、格拉苏蒂、伯爵等更多腕表陆续进驻，成都的钟表专柜与世界众多知名城市一样，出现了全球限量、绝顶奢华的珠宝腕表，陀飞轮、三问报时等复杂功能被高端消费群体津津乐道。售价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的珠宝表、复杂功能的腕表，超出了普通大众的购买力，腕表超越了原有的计时和装饰的功能，代表全新的奢侈消费趋势，标榜着成功、尊荣的生活，成为身份和阶层的特有符号，也再次成为很多人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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