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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的与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纬学并治，之学盛行，并由家而发展为谶纬。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艺术作为一种的产物，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观念意识．孰兴孰衰以及风貌特征均由那个时代文化的大所造就，玉器艺术当然也不例外。在汉代，一方面是思想中“君子贵玉”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美好祈求造成了厚葬之风盛行，这恰好又与教义中的孝子悌弟思想相吻合。凡此种种，都为汉代玉器发展成为我国玉器史上又一高峰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所以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随着近现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如果按玉器的社会功能和实际用途的不同进行划分的话，汉代的玉器可分为六个大类，即礼仪用玉、丧葬用玉、日常用玉、装饰用玉、玉艺术品和辟邪用玉。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文章马伊琾度假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
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
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
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
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汉代玉佩饰中另一独具艺术特色的作品是舞蹈人物。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线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
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
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
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
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
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
“玉奔马”(图5-22)，一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
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用品，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了一扇通向精深的汉文化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