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各种观点崛起纷争。象形符号与文明的直接关系似乎一直在学术界的关注之外。
由于“文明”的概念在现有中是指文字诞生后有历史记载的人类发展和进步，以事件和实物为主要依据的史学和考古学又将鉴别视角定位在标志人类发展的城市、金属、礼器和等显著形式上。于是，原本观念中约定俗成的五千年中华文明论，就面临国际学术界考证方面的质疑。因为能够被鉴别的中国甲骨文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中期，至于五帝夏朝，除了难以考证的传说，考古学长期没有发现相关的城市建筑和等实据，为此，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被缩减为三千六百年的可能。近年来发现了长江以南四千年前的良渚古城；二里头遗迹中的神秘字符与夏朝遗迹中的文字能够对应；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了五千年前器物上刻画的符号和原始文字等。学界逐步提升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信，但因为零星局部的类文字符号孤立难解，除了从多元融汇的视角猜想它们与中华文字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很难找到文明进程的直接依据。
为五千年文明的观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对“文明”的各种不同理解和鉴别。有相对动物而言的人类进化说，有相对而言的生产发展说，有瞄准文明内涵的责任说等。总之，在扩大和延伸了“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后，各种观点崛起纷争，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也相应变得更加复杂和紊乱了。
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中，象形符号与文明的直接关系似乎一直在学术界的关注之外。自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文字为鉴别文明的标志后，学界将这一标志视为经典。除了工具和生活制品，自觉的历史意识也是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文字的诞生固然是产生自觉意识的重要途径，却不是唯一的途径。从文字的渊源看，文字来源于人的双重交流功能，其一是由声音派生的语言，其二是由行为派生的图形，它们与生命的存在一样古老和悠久。在规范的文字、文化出现以前，人类普遍出现过相当丰富的图像文化，它与语言共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故自觉的图像文化和自觉的语言文化，都是文明的基础，具有同等的考证价值。
由语音奠定的语言思维和由图像奠定的象形思维，是人类同时出现的最早的思维形态。语言是在场性的思维活动，转瞬即逝，为此需要通过文字为可记载和传承的思维，故遵循语音规则发展出来的拼音文字是语言思维后续的产物。它们的传承关系从声音到文字，思维的规则发生了性质的转换；而从象形思维到象形文字却没有本质的转换。象形思维就是象形文字的起源，它伴随语言思维先在于拼音的文字思维。
文字何以能够建构人类的文明？因为文字的功能不仅仅是描述世界，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字建构的逻辑去认识和世界。正是在后一层面上，文字成了奠定文明的基础。同样，事明，由象形思维同质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一样具有建构人类文明的功能，只是建构的方式和侧重略有不同。正因为象形思维和象形文字具有同质性，文化的源头早就在图像文化的象形思维中萌芽，所以，东方文明的起源不能简单套用的文字标准而从象形文字开始确认，而应该从图像文化的象形思维中寻找渊源。
所谓象形思维就是通过图像进行思维，这与文字思维有所不同。一个字词，不管所指具体还是抽象、现实还是幻想，只要赋予特定的内涵，经过学习和训练，就可以纳入思维的；但图像却受直观的，很难甚至无法指称抽象或虚幻的内涵，于是就要采用象征手法。例如，社会和谐的关系就无法用直观的图像来表现，于是在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盆图案中，就采用陶盆内幽静的游鱼和恬静的面容来象征；氏族团结有序的局面也无法用直观的图像来表现，陶盆就要采用周边清晰的经纬、向心线条或心心相印的图案来象征；此外，来自基层的利益对抗与斗争、出自中层的意见、源于上层的合理决策等，都无法采用直观的图像来表现，于是就采用了口中双鱼对抗象征基层的矛盾关系，两耳黑白双色鱼象征中层的意见，头顶三角结构象征上层决策手法。这就是此为何令习惯文字思维的后人感到神奇难解的原因。如若理解了象形思维的象征性，那么正如“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溯源”（《西部学刊》2013.12）一文所述：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象形思维所呈现出来的清晰的管慧，其高度已经相当接近今日的认识水平。
象形思维和文字思维一样，目的是为了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合理关系并将它记载下来传承下去。象形思维最早获得了来自生活的传承力量。考察中华大地各处发掘的远古文物，可以找到很多陶器和简易的象形图案，但是以仰韶文化最为集中和丰富。深入考察其中象形思维的传承力，可以找到后来中华主流文化的渊源。
在西安半坡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的仰韶文物就是半坡人最常用的生活器物：人面鱼纹盆和尖底瓶。尖底瓶如怀孕女人的造型，这在远古母系社会蕴含象形思维之深意。它半瓶水能提，水满瓶即倾，象征不能自满，当谦虚含蓄留有余地；它不能，需要有底座支撑，象征着为人做事必须团结以获得大家的支持。这一意蕴在孔子观察此瓶的功能时就立刻感了：“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尖底瓶蕴含的原则，是后来中庸之道、的核心原则，蕴含了后来中华文化辩证处事的深刻道理和人文特色。若将尖底瓶看成文化的源头，人面鱼纹盆智慧看成齐家文化的源头，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便都可借助象形思维的视角从仰韶文化中找到起源。
由于象形思维的传承力要通过生活的体验来完成，各地生活方式和人的不同，文化传承的内涵也会产生变异，因而，学界对仰韶文化分布范围的界定存在分歧十分自然。但仰韶文化在中原大地广泛的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从各地发掘的五至七千年前大量相似文物看，仰韶文化已经进入非常繁荣的鼎盛期。仰韶文化之前究竟以何种言传形式缓慢发展了多少年代难以估计。但从九千年前，湖北醴陵彭头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村遗址就发现了稻耕技术、陶器制品、房屋水系、建筑设施，尤其是中外的贾湖酿酒配方和“贾湖骨笛”精准定音技术，就可以判断中华文明至少有上万年的形成历史。若撇开文明积累的因素，上万年前古人的智慧才华和思维探索能力，显然一点也不比今天的人差。
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人类从原始的动物生活状态进入农耕定居状态，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的伟大转折。先人将创造农耕生活的天地自然、农具作物等要素，用象形思维的简图刻画在陶罐上祭祀，显然是进入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先人们只能用的象征手法来图示这种伟大。因此，盘古的传说，如果从象形思维的角度去理解，就完全不是后来创始人编纂并在今天流传的离奇，而是中华农耕文明诞生的历史性记载。
据考古发现，中华大地进入战争的时间，是从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开始。也就是说，在农耕文明和女性治理的基础上，中华农耕文明从开始萌芽到仰韶文化盛行，至少有六千年是没有战争的社会。显然，维持社会和谐的力量不是武力征服下的，而是符合人性的凝聚力量，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那就是一种的力量。
的力量最初源于，母系时代是女性生殖。现有关于远古生殖的理解和描绘，较多停留在直观的生殖器官及其生育功能上。但是从中国仰韶文化的陶器图文中可以发现，远古象形思维的深刻性远不只是停留在对图像的直观阶段，而是深入到图像背后去思考隐秘的创生规律。仰韶文化对三角形的，不仅是对繁衍人类的女性、母亲、的，更是对创生力量的。如在带座尖底瓶的座基上，有连续折线组成的交叉三角图案，象征着这一是的基础；在姜寨葫芦瓶的面部上方，有粗细折线托起的三角图案，象征这一也是齐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了现有文明社会发展的三个规律：（1）以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为特征的文明社会，通过生产对人控制的力量完全改变了先前由人控制生产的社会；（2）文明社会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就是积累个人的财富，甚至艺术的繁荣也是因为这种财富积累的需要而被驱动；（3）这一文明社会终将，并被更高阶段所取代，这一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平等和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也就是说，仅仅文字文明只是人类异化阶段的标志，未来理想的社会是要超越现有异化的文明，在更高层次上复活史前文明的合。显然，史前社会人类同样存在漫长且美好的文明，只是因为没有文字，其内在的深刻性和合被历史尘埃深深埋藏。如果不能从象形思维中发掘史前文明的合和深刻性，要想复活史前文明就会没有方向。
为此，研究象形思维，不只是考古的需要，也是寻找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需要。特别是，当抽象文字的分析功能将一切活生生的存在概念化、标本化和碎片化后，现代人正面临失去真实的困扰。而象形思维，作为中华文化的特色，其崇尚真实存在的整体性，遵循整体和谐的生命力，正在成为摆脱异化控制、回归人本自觉、重塑人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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