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的纹饰，反映出中国历史悠久的陶瓷文化，瓷器上的纹饰图案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值得文学家去探讨研究，释其文化寓言，既有趋吉避凶的吉祥，不同的纹饰有其独有的韵味，也有对生活美好的憧憬。
所谓婴戏，即以婴儿为画面的主角，描写儿童钓鱼、玩鸟，蹴球、赶鸭、放鹌鹑、抽陀螺、攀树折花等种种活动，着墨不多而情趣盎然。
“渔家乐”图案在康熙瓷器上大量出现。有渔夫们边捕鱼边交谈的画面，有渔舟唱晚、渔翁举杯共庆丰收的画面等等，均为表现渔家劳动欢快的场景。
仕女图在五彩瓷器上比较常见，有游园的，执扇的，乘凉的，戏婴的，也有在器物上突出画一个仕女。飘逸凌云，形象优美，画笔传神，栩栩如生。
瓷器上的鹤纹初见于唐代，但为数甚少。宋耀州窑青釉碗有双鹤展翅、群鹤飞舞以及飞鹤与古图案相间的画面。明清瓷器上多画丹项鹤。因其体形优美，潇洒秀丽，常为文人墨客诗画题材。又因丹顶鹤的寿命可达50一60年，所以绘有鹤纹的瓷器，多用作祝寿的礼品。
鹿在民间绘画中作为“仁”兽，以表示太平无事。鹿与禄同音，所以也是官“禄”的象征。定瓷双鹿盘，盘面两鹿奔跃在枝叶缠绕的石榴花丛，前鹿回首顾盼，后鹿追赶。磁州窑瓷枕的鹿纹更多，描绘了小鹿的种种形态，或立、或卧，或奔跑于山间，或漫步于林莽，均极秀美生动。吉州窑小鹿衔灵芝纹，风格则古朴典雅。
花鸟纹宋代北方民窑常用的装饰题材，笔触流利生动，风格活泼豪放。如磁州窑残荷秋叶纹枕，枕面画野塘芦鸦、残荷败草，大雁南飞，呈现一派深秋景色。格调与此相反的竹雀图，只是草草几笔，便描绘了白头鸟停落在挺拔的竹枝上，竹枝似在微微摇颤, 充满逗人情趣和盎然生机。其余，小鸟琢果、鹊噪枝头，以及双系瓶上的草花飞燕等等，都各具特色。面师们抓住了瞬间的动态，意到笔随，情景交融，颇为佳作。
“鱼”与“余”同音，是“富贵有余”、“连年有余”的意思。鱼纹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使用的主要装饰图案。鱼纹种类繁多，如莲池游鱼，水波游鱼，水藻游鱼，或单或双，或三、五追逐，鱼水相融。双数鱼的构图，在器壁用对称法，两两相对；若在器心，则两鱼并排而游。三五尾单数鱼的构图，多是顺向追逐游动，空间饰以浮萍、水草、之类花草。
明代或称为“转枝”，是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它以植物的枝干或蔓藤作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或用以填充装饰面。有的还转变为散点式的二方连续形式。二方连续形式的缠技花，在景德镇陶瓷纹样中所占比重最大、用途最广。它的循环往复，变化无穷，婉转流动、节奏鲜明的特点，既适合陶工们挥洒自如的用笔，又利于大量生产。
牡丹，自唐以来，被人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被称为“富贵之花”，并把它作为装饰题材广泛应用在各种工艺品上。宋瓷中的瓶、罐、盘、盆、缸、枕等器物上均有构图多样的牡丹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工匠们因器施画，千姿百态，极尽其华丽妖娆之美。明清两代的牡丹花纹更加丰富多彩。
是最早用来装饰瓷器的花纹之一，从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在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
在元青花、釉里红中，山水画开始显露头角。明代民窑青花，山水装饰已矗立于陶瓷艺术之林。山川乡气、楼台亭阁、田园风光、庭园小景均饶有情趣，且笔势洒脱，意境深远。清雍正、乾隆以来，多仿宋、元、明、清诸名家绘画笔意。御窑制作大多工整精细，而民窑产品则有明显的装饰性和质朴的民间风格。在画风上，康熙青花、五彩山水画中的山石，山石呈劈开的片状，系南宋画院派的风格，而雍正时期，则逐渐改用“披麻皴”，这是绘画界元代四王画派对制瓷工艺的影响。乾隆时期山水画的题材大量减少，而常以西湖十景及私人园钵之类，用写实的手法画在瓷器上。
清乾隆朝盛行，凡是刻有乾隆诗文的瓷器，都评价甚高，因为乾隆本人只对他最喜爱的宋代名窑和其它陶资精品才肯题诗。他一生所作有关瓷器的诗文—百九十九首，这些瓷器一向都视为内廷秘藏。外国人千方百计地想购买此种瓷器，于是刻“御题”的瓷器突然出现；但真品为数极少。
自明宣德开始，梵文就作为装饰性图案附加在瓷器的画面上；嘉靖、万历以后，发展到用花朵环绕梵文构成一种特殊的“捧字”图案。
是一种典型的龙纹，以龙与海水组成，故名。表现龙游在海水中。北宋越窑青瓷碗上刻划海水龙纹为典型纹饰。元、明、清瓷器上海水龙纹很多，有单龙、双龙、四龙乃至九龙，穿游腾跃于海水之间，多用绘画方法表现，也有用彩绘结合划花的手法。
瓷器是千家万户之所需,我们不能小看古代陶瓷的纹饰所表达的民俗的内容。通过耳濡目染,成为人民普遍的和追求。它参予了一个民族的心理,其重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陶瓷之所以能够畅销海外，收到众多收藏爱好者追捧，陶瓷的纹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陶瓷纹饰在一件成品的陶瓷中所占份量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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