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的宝贝得而复失，大抵是最倒霉的之一。广东惠州的林先生就摊上了这档子事。林先生花钱从江底捞出44根阴沉木，估价50万元以上。正在与买家谈价格时，当地警方介入，初步认定为乌木，暂扣了去。
乌木归谁？有人说应该归林先生，也有人认为应该归“国有”，坊间议论纷纷，且持不同意见者都能找出各自的依据。孰是孰非尚待权威认定，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说法却值得关注。惠城区文广新局一位官员称，“如果是乌木，就有经济价值和考古价值，肯定属于国家财产。如果经鉴定不是乌木，只是一般的木头，没有什么价值，就可以归还给发现者。”
同一物件，如果珍贵、有价值就归国家，不值钱就归发现者，这是什么逻辑？国家对无主物的所有权难道可以随意选择，挑肥拣瘦之后再决定要与不要？现实往往就是如此。在四川、广东的很多地方，农民从地里挖出乌木，公开随意买卖的现象很普遍，大多数人不会“被国有”的尴尬，可一旦挖出的东西相对珍贵就会招来麻烦。地方上又是出动警力，又是进行鉴定、研究，积极得很哩。这种“选择性执法”，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并不总是绝对至公的。全面推进依国，一个重要指向就是以法律约束公，使之不能趋利和任性。这一方面有赖的监督，一方面需要健全的法律。
近年来接二连三的乌木权属之争，根子就在法律的模糊，类似乌木这样的无主物到底怎么定性，是天然孳息、矿产资源、埋藏物、文物或是其他？其权属如何确定？不够清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怎么处理都有理”，这种上的模糊性造成的是操作上的随意性。有关部门不较真儿，挖出来的东西就归百姓；一较真儿就归国家所有。老百姓只能被动“看的心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彰的病态。
当务之急是完善法律法规，廓清“国有”边界。国有不是一个无远弗届的概念，国有与私有应该有相对明确的界定。不能让国家所有的外延无限扩大，更不能总是要求老百姓“损私就公”，把所有意外所得都交给国家。那样的要求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许可行，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社会肌体的今天，显然不切实际。时代在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利益，我们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思维也应该有所改变。
中国的现代物权制度还不完善，颁布《物权法》只是一个起步。如何更有效保障私权，廓清国家所有(乃至“省市所有”、“县区所有”、“乡镇所有”)的边界，让法律清晰而有力地界定权属、定纷止争，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