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美女老板结局时间前溯，与“一带一”沿线国家和地区早就往来频繁，互结亲密朋友圈。金中都乃正式成为都城之始。那时，城中不仅居住着许多自隋唐时期以来幽州城胡商的，还有来自中、西亚和地区的使节、商贾、工匠和艺人。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切。金代黑釉胡人驯狮纹枕反映了昔日中亚艺人驯狮杂技表演的情景：枕底左侧为高鼻、卷发的胡人，单手执缰绳；右侧为狮首，回望胡人，勇猛矫健，造型别致。狮子是外来动物，从古代亚洲的印度、波斯、巴比伦以及小亚细亚地区传入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有“章和二年，月氏国（笔者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安息国（笔者注：今伊朗地区）遣使献来狮子”等记载。所以，至少在东汉，中国已经有狮子进口了。
胡人戏狮一直是装饰纹中的重要题材。譬如，海淀区魏公村出土的明代玉带板，胡人与狮子两种外来符号结合在一起，成为富有娱乐表演性质的文化载体。丰台岳各庄曾出土过一件明代玉人骑狮摆件——一位浓眉大眼、宽鼻阔面的成年男子短发后梳，双手半握在腰间，左手持一圆球，上身着小袍，下穿紧腿裤，座下狮子头歪向左侧作张口状卧倒，双目圆睁，尾端上翘，栩栩如生。
位于首博通史展区的青釉葫芦执壶，被部分学者认定系来自高丽的青瓷。此壶整体呈葫芦状，子母口，双腹束腰，上腹小，下腹大，平砂底。高丽青瓷也称“高丽秘色”，指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时期生产的青瓷，主要仿照中国的越窑，“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高丽青瓷集中在宋元时期，数量非常有限。这件葫芦形执壶取材于植物形象，造型自然圆浑，线条流畅优美，既展现出当时高丽青瓷的制造特点，也了当时金代女真贵族与高丽皇室间的、文化交往。
元大都作为陆上丝绸之的重要节点城市，体现出极大的性和包容性。一些青花瓷器的釉料来自西亚伊拉克、伊朗一带，形成了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蒙元文明三者融合结晶的元青花。
最为知名者，当推首都博物馆的元青花凤首扁壶。身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壶的构思别具匠心，以昂起的凤首为流（嘴），以卷起的凤尾为柄（把），首尾结合成为一只展翅的飞凤。壶身绘以的青花蓝色勾画凤身，布满整个肩部。壶体中心是扑翼的翅膀，充满动感。颈部绘回字纹，技法随意而洒脱，壶身下部是缠枝莲牡丹，整壶呈现出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此类飞凤牡丹纹饰在宋代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中经常使用，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明永乐时期海外贸易兴盛，与西亚地区的交流日渐增多，因而出现了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绶带耳扁瓶高32厘米，又称“抱月瓶”“宝月瓶”，仿西亚阿拉伯地区金属器造型及纹样。瓷器上绘不规则的几何纹、绵绵不断的植物纹，其中，腹部轮花纹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纹饰，体现了西亚地区装饰的特点。此前首博展出的明景泰错金波斯文索耳炉，通高13.5厘米、口径17.8厘米。敞口宽沿、方唇，短束颈，上沿、颈、肩、腹部各饰有错金纹饰，唇边饰连续回纹，颈部饰八朵团花，肩部环错的一周波斯文字为6行警句，炉底双圈内错金年款回历855年，即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此炉线条流畅圆润，做工考究，将汉族、回族的艺术特点融为一体。无独有偶，青花灵芝阿拉伯文罐为明正德年间制造，满绘缠枝灵芝纹，腹部两个菱形开光内装饰双勾轮廓阿拉伯文，多少折射出正德对伊斯兰文化的关注与兴趣。
考古发现中尚未见到明确的清代波斯文物。但《红梦楼》第六十二回中，宝玉过生日，凤姐送的贺礼中有“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可见，当时来自波斯的器物还是日常可见的。
除了展厅里的文物，地面儿也有不少特色鲜明的遗存。牛街礼拜寺创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以中国传统为主体的建筑融合了阿拉伯地区的风格。礼拜寺东南跨院里有两座青砖矮冢，里面安息着两位宋末元初来华的外国学者。坟冢前各竖有一块阿拉伯文的碑石，据看，西碑立于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八月；东碑立于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十二月。据考证，逝者来自现乌兹别克斯坦。
西城区普寿寺旧藏有一块阿拉伯语、波斯语墓碑，墓主人来自伊尔汗国（今伊朗、伊拉克一带）的卡奴勒。碑上虽然字数不多，但简洁的语句中记录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故不失为一件重要的元代伊斯兰教历史文物。不难看出，尽管元朝与伊尔汗国并不接壤，但两者间的人员交往已相当频繁。
这些浸润着历史温度的珍贵文物，早已化作这座城的记忆名片，也着它与周边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郭京宁）
作为首博常设展之一，展出了作为都城历史时期出土和的瓷器，其中以宋辽金至明清时期地区遗址、墓葬、窖藏出土的瓷器为特色。展出的170组（件）文物，反映出中国陶瓷史发展的阶段及当时历史发展的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