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玉器在继承辽河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琢玉技艺的基础上，汲取了以夏代二里头玉器为代表的精华。
同时，由于青铜制作工具在琢玉领域的不断运用和完善，使方兴未艾的青铜制造业和传统的制玉业得到了互补，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为玉器业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并逐渐成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带来了文明社会玉器业的第一次发展高峰，从而开创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代新风，呈现出一派灿烂的景象。
可以说，殷商的制玉业对于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对后世的雕刻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
在中原地区出土了该时期数量惊人的玉器，有和田玉、蓝田玉、岫岩玉和扬州玉等，有些是方国纳贡来的，有些是交换来的，有些则是通过战争来的。
仅妇好墓中就了755件制作精美的玉器，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反映了当时用玉、佩玉的风尚。
如《逸周书·世俘解》中说，当周武王带领军队攻进商都朝歌时，看到大势已去的商纣王，只好携带4000件玉器而亡。
《史记》亦载：“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失道寡助的殷纣王虽有宝玉锦衣，也难逃一死的命运。
这几件商代玉器均为和田玉，有琮、戈及动物类的象、鸮等，玉质温润，造型大气，形象生动，工艺十分考究。
前者主要有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郑州铭功、郑州白家庄、郑州杨庄村、新郑望京楼、许昌大陈村等地出土的玉器。
后者以安阳小屯、安阳武官村、安阳大司空村、安阳高楼庄、安阳郭家庄、辉县琉璃阁、孟州涧溪村、信阳罗山莽张后李等地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数量及种类很多，造型丰富，纹饰繁缛，工艺精美。
只有殷墟时期的玉器才真正体现出了商代玉雕艺术的风格和魅力，不论从技术和审美的角度，还是从造型设计和纹饰效果上看，都代表了商代制玉业的最高艺术成就，是中华民族早期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重要文化。
商代早期玉器在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和抛光，以及玉料的运用和创作造型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工匠们受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的，采用薄片雕剪影的视觉效果，或圆雕的写实手法，用线面结合的方式，加之“臣”字目、变形云纹、鳞纹、龙纹、凤纹、连珠纹、兽面纹、兽面饕餮纹、双钩线纹等的流行，生动地刻画出作品的表情和神态，赋予美石本身更多的艺术韵味。
同时，以朴实自然的审美观念，将玉石沉稳柔和的色调同优美流畅的线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传神的艺术效果，成为奴隶主贵族和上层社会人们喜爱和追逐的对象。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殷商玉雕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知道，殷商是一个崇信的朝代，许多玉器中都蕴含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教意识。
为了更好地表现玉石的美感，商代玉工们在承袭夏代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戈、矛、剑等青铜兵器上镶嵌玉石，装饰着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等，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从新郑望京楼新村乡和妇好墓出土的铜内玉援戈，以及安阳市黑河出土的铜骹玉矛，就可以窥出一斑。
虽然都为铜内玉援戈，但前者的内部装饰着变形夔纹，而后者的内部除装饰饕餮纹外，还镶满绿松石，给人以华丽的美感。
碧玉簋是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器物，玉色柔和，造型端庄，雕琢规矩的口沿，简洁之中透出非凡的技艺。
微鼓的外腹部装饰着四条对称的扉棱，其间布满云雷纹，显得华丽而富贵。圈足上装饰的凹弦纹，与器身浑然一体。安阳小屯出土的俏色玉鳖，更让人拍案叫绝。
聪慧的玉工利用玉料本身固有的天然颜色，巧妙地表现出鳖的肤色和器官，其背和双目为墨色，而头、颈、腹和足则是灰白色，可与实物相媲美，用巧夺天工来比喻一点也不为过，这在玉器制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代玉器是商民智慧的结晶和体现，代表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反映了教、丧葬礼仪等领域的一些重要信息，展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为中国玉器发展史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