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玉器之首:渎山大玉海开中华大件玉雕先河

※发布时间:2017/10/13 13:09:40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去年,《国家人文历史》邀请九位考古、文博界的专家,评选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经综合考察,被安放在北海团城承光殿玉瓮亭的元代“渎山大玉海”,成为了镇国玉器之首。这件高0.7米、口径1.35~1.82米、重达3500公斤的巨型玉器,是元世祖忽必烈在1265年令皇家玉工制成的。它表明了元代者虽为少数民族,却早已接受中原的玉文化传统,对玉器极为,将玉作工艺发扬光大。

  事实上,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和女真族,也早在两宋年间就接受了中原的玉文化影响,为今天留下了精美而富有民族色彩的玉器。本期,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殷志强,将为我们讲述辽金元玉器材质、风格和工艺等方面的个性和共性。

  殷志强表示,辽金元时期的玉器,在明代时就多有出土,或为当时人所器重,因此,品的量跟现在考古发掘的量差不多。“元朝人就已经开始从辽金墓葬中出土玉器,到了明代,由于当时人们的收藏意识比较强,特别是文人,对前代的东西很珍重,将元代不少精美的玉器都保存下来了,有的还变成了他们的品,也因此导致了明墓中出土的玉器,有些在断代上不太容易。”

  而辽金时期的玉器材质,殷志强尤为推崇。“辽金玉器的用料非常讲究,和田白玉居多,选材甚为严格,多温润无瑕疵。材质之美,堪称典范。同时多搭配当地的特产水晶、玛瑙、琥珀等。”

  辽金时期的玉料之所以这么好,在殷志强看来,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更容易通过贸易获得较好的玉料;其二、戈壁滩的面积那么大,戈壁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好找到的。“一二十年前我到北方去,还能捡到一些戈壁玉料,可以推断在古代戈壁料的量应该常大的。我在一些辽金玉器上也的确能看到戈壁料的痕迹。”其三、游牧民族对天然玉石有着强烈的爱好。“游牧民族对工艺品的热衷程度其实远比汉族高。对多数汉人而言,一生的首要任务是将房子弄好,弄漂亮。有了余钱,才用于美化自己。而游牧民族生活在马背上,他们的观念跟汉人不同,如果你到草原上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就会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从很小开始就渴望着打扮自己,家人也往往把最好的财富放在他们的身上。因此,游牧民族对实用器和佩饰的工艺也非常讲究。很多人以为游牧民族做不出那么精美的东西,其实是对游牧民族的了解不够。像地区的佛像铸造工艺,在当时恐怕是汉族难以达到的。”

  殷志强特别强调,由于游牧民族对工艺品的要求高,辽金玉器几乎没有粗制滥造的,都非常精美,构图繁密,将生活中的花鸟虫鱼都融入到作品中去,具有浓烈的北方民族风情。同时,由于北方丝绸之的影响,使得敦煌的造像艺术等也都传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是当时佛教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艺术类型,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大量流行起来。辽金的玉跟唐代的玉差别比较大。辽金的玉穿上了少数民族服装,整体感觉比较保守,这是因为辽金的玉已经完全属于教题材,在装束上就有较多。唐代的玉则跟教并不完全一致,更多表达的是追求、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状态,所以在造型上比较飘逸。

  “不过,总体而言,辽代玉器的工艺水平要比金代略逊一筹。由于辽代贵族向往汉人生活,因此,辽代玉器除了以服饰和首饰为主,也有一些实用器是用玛瑙、水晶等仿南方的金银器制作的。”

  而由于北宋后,很多能工巧匠都到了金朝,因此金代的玉器工艺水平特别高。“宋作工的精细在玉器史上是很有名的,这些工匠及其后代也将宋代玉器的风貌传承下去,我们可以看到,金代玉器图像定位很准确,每个细部都会精心打磨,无论玉器的正面、还是侧面,都打磨得非常精美。特别是金代的‘春水玉’‘秋山玉’,既反映了北方民族独特的风情,又体现出中国玉雕技术新工艺、新题材、新风尚,可谓最美的中国玉器之一。”

  辽金玉器中的秋山春水玉(即秋山玉和春水玉)闻名遐迩,因为这类玉器不仅工艺精美,而且极具游牧民族文化特色。

  原来,每年的春秋两季,契丹族都会进行渔猎“捺钵”活动。所谓“捺钵”,是指契丹族原本居无定所,一年之中依牧草生长及水源供给情况而迁居,所迁之地设有行营,谓之“捺钵”。女真族建立金后,承袭了契丹旧俗,并将“捺钵”渔猎活动改称为“春水”与“秋山”,而秋山玉和春水玉就是女真族扣弦弋猎活动的艺术体现。

  早春三月,金朝率领侍从外出狩猎,每到一处,侍从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槌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排立在河的两岸。头戴披巾,腰系玉带,于上风巡视。在有天鹅出入的地方,侍从举旗,探旗驰报,远海鸣鼓,鹅惊腾飞,一时围旗四起,将天鹅逼得走投无。皇室饲养的海东青神鸟被放了出来,直接扑过去将鹅攫落,靠近鹅的侍从,举锥刺鹅,取鹅脑以饲海东青。随后,君臣各献果酒,举乐酬酢,春尽乃还。这种场景体现在玉器上,就是春水玉,如常见的《海东青攫天鹅图》:环生,水草伴生缠绕,海东青迅速奋起,直扑鹅头。

  秋山玉表现的则是女真族秋季射虎哨鹿狩猎活动的情景。在金代,秋“捺钵”也称伏虎林,每到深秋季节,就要率众官侍从进行射虎哨鹿活动。秋山玉多为山林题材,图案为山石、柞树,有的虎鹿并存,有的双鹿伴游,有的双鹿挡虎,还有的柞树藏虎,最为常见的是山林群鹿图。在雕琢技法上,常留赭色玉皮巧作秋色。在表现手法上,秋山玉有繁、简、粗、细之分,场面不像春水玉无情,而是兽畜共处山林,相安无事,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国秋景。

  “由于秋山春水玉画面优美,不仅受北方民族的喜爱,也受到汉族特别是文人雅士的厚爱,因而元末明初南方地区也有类似题材的玉作,但大部分玉匠不知道这一史实,逐渐衍变成‘福寿’玉雕、‘一连科’玉雕,老题材被赋予了新内容、新形式、新生命。”殷志强说。

  元代的者虽然也是游牧民族,但在殷志强看来,元代玉器的汉化程度比辽金要明显得多,因为整个元朝的文化是由汉人来主导的,玉器受文人画影响很大,大型玉器的雕造更可谓前无来者。

  就器型而言,元代玉器大致可分为实用器和佩饰两类。食用器有各式玉杯、玉海、玉樽等;佩饰器则有玉饰器、玉带钩、玉帽统、玉发簪、玉带扣等。另外,也有作为文房用的玉墨床、玉臂搁、玉押、玉炉顶等。“元代社会的民族构成很丰富,文化上比较多元,不同地区又有不同习俗。因此,玉带钩、玉带扣在南方比较多见,北方则戴帽子的时间多,所以玉帽饰比较流行。”

  工艺上,元代玉器受发达的文人画牵引。在图案上,除了龙凤以外,还有文人喜欢的松、竹、梅等;构图上也不会做得很满,常常留有余地,像山水画作品,追求的是意境,不喜欢匠气太重。所以元代的玉器比较强调整体造型,让人感觉很大气。“我们一般说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元代玉器却是以大为美,不拘小节,在打磨上不会很讲究,通常只强调器物表面的完善,内部制作则较粗率。”

  玉料上,元代的玉料比辽金时期更杂一些,像“渎山大玉海”用的是河南南阳的独山玉,这也证明了元朝时独山玉作为玉石的一种已被大规模加工利用。

  “渎山大玉海”也是最能体现元代玉器风貌和工艺水平的作品。作为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渎山大玉海”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元明清三代都有记叙。

  据《元史》所载,“渎山大玉海”是由元大都皇家玉工制作的,完成于公元1265年,为元世祖忽必烈犒赏三军而制,后一直安放在广寒殿上。但明朝万历七年端午前一天的一场大火,使广寒殿突然倒塌,“渎山大玉海”及其底座运走。几经辗转,“渎山大玉海”与其底座分离,到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成了们的腌菜缸。

  直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真武庙时,这个大“菜瓮”的价值才被人们发现,因此被移到了庙内,被称为大“玉钵”,成了真武庙的镇庙重器,庙名也改为“玉钵庵”。乾隆十年(公元1754年)的一天,乾隆到“玉钵庵”游览,一眼辨认出这大“玉钵”竟是元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玉雕作品——“渎山大玉海”。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钵买回来。

  乾隆收回“渎山大玉海”后,将其安放在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内,并先后命人重新修整了4次,还配制了一个新底座。之后,乾隆又命人在承光殿前修建了一座小亭子,取名为“玉瓮亭”,专门用于安置“渎山大玉海”与新底座。此外,乾隆还为这件国宝亲笔题写了三首诗,并镌刻在玉器的腹壁上。

  综观整个“渎山大玉海”,形体厚重古朴,气势宏伟;其雕琢装饰继承并发展了宋金以来的“起凸手法”,随形施艺,俏色处也颇具匠心。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上,“渎山大玉海”可谓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仅开创大件玉雕的先河,界玉石业发展史上也十分罕见。

  首先,古玉即便本身玉质洁白无瑕,留存至今不可避免都会有包浆,所以在辨识上,包浆常重要的依据;

  其次,辽金玉器虽然做得非常精细,但毕竟是人工的,放到高倍放大镜下一看,手工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线不可能太直,花叶的经脉不可能非常细,而现在的仿制品,因为多为机器工,反而精美到一丝不苟,纹丝不乱。”

  另外,要鉴赏辽金元时期的玉器,必须有一定的美术,能够把握美的规律,对绘画史中花鸟画、宫廷画、文人画等类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为玉器是当时整个社会工艺美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单讲玉料、刀工,可能连美丑都分不清,这样看一辈子,也提高不了自己的眼力。”

  殷志强,1957年10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82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南京博物馆研究员,现为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玉文化中心委员、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对考古学、博物馆学、中国玉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过100多篇研究文章、编辑出版专著近10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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