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藏家玩玉、论者说玉，无不对汉玉“游丝工”阴线刻技法的精微、奇巧、圆熟、唯美推崇备至，然拘于早期文献记载阙疑、器与出土物中可比勘互校的典型器不多等原因，关于汉玉“游丝工”技法的诸多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歧义，如界定汉代“游丝工”的标准、“游丝工”渊源流变及其治玉工具等，相关问题至今尚在隐约模糊之中而缺精准表述，学人著书立说提及汉玉“游丝工”，多粗约泛论不详其里，近年随着汉玉出土实物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玉器微痕观察研究工作的深入，探证汉玉“游丝工”技法相关问题亦渐趋具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游丝工”与“双钩碾法”辩证
汉玉“游丝工”，亦称作“游丝刻”、“游丝毛雕”或“游丝白描”，顾名思义是指玉工以一类细若游丝的阴刻线表现玉器纹饰形构特征的治玉技法。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汉代文献中有关“游丝工”的记载，目前所知对汉代“游丝工”的描述，最早见于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14《燕闲清赏笺论古玉器》：“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婉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均，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高氏观摩精细、所述入微、尽得其妙，应系把玩过实物后的经验之谈。近世藏家提及“游丝工”，多以高说为“母本”比附实物作观，而少见勘验汉玉实物标本对上说作全面检讨者。
图1、陕西西安北郊井上村新莽墓出土回首玉龙佩(残)
若以高濂上述“双钩碾法”说为判断标准，要确认一件汉玉的阴线刻雕琢技法为“游丝工”，则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线条琢磨为“双钩碾法”，形构为“双钩阴刻线”；
二、阴刻线细如发丝；
三、阴刻线弧曲状，婉转流畅；
四、线条雕刻精整清晰、疏密均匀，无交接断续之处或阻滞壅塞痕迹。
然以上述标准从已发表的汉玉材料中筛选、求证“游丝工”典型器，则符合条件的极罕见，即便检索目前藏家、研究者著录中所明确列举的“游丝工”汉玉标本，从其图谱细观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者亦寥寥无几，由此便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论者说汉玉“游丝工”皆以高氏说为准而言之凿凿，但所列举的实物特征却又与上述文献所记不符。如何看待此类“文”、“图”近乎相悖的现象？高氏所云汉玉中的“双钩碾法、游丝白描”，如无一定数量的实物标本支撑，则岂不成了夸张溢美、的虚妄之辞？如何更为确切地界定汉玉“游丝工”标准？
笔者以为并非高濂所论本身出现了问题，汉玉中的“游丝工”，原本应是一类细若游丝阴刻线微雕技法的统称，此类阴刻线在汉玉中有单阴线、双阴线、短斜线、直线、曲线等多种形态，高氏所谓的“双钩阴线，游丝白描”，实则仅为汉玉众多“游丝工”阴刻线中的一种物化形态而非概指其全部(图1)，后世藏家不审其详以高氏“双钩碾法”定义汉玉“游丝工”，进而将其作为界定“游丝工”的标准使用，则难免以偏概全而滋生歧义，以下检索《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收录四例汉玉标本作具体说明。
图2、陕西西安北郊枣园汉墓出土双身兽面纹玉璧
西汉早期双身兽面纹玉璧(图2)：1977年陕西西安市北郊枣园南岭汉墓M1出土，主纹区分区雕琢双身兽面纹、凤鸟纹和谷纹并以细密束丝纹圈带界隔。
图2构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有：
1、内孔缘部、外周缘部阴刻极细的变体几何云纹。
2、双身兽面纹、凤鸟纹的部及头部的冠、额、眼、鼻、唇上分别加饰的极细双弧线、单弧线、繁密网纹等；
3、侧面阴刻极细的篆书文字：“六百六十一”；
4、用于分隔主纹区的束丝纹圈带。
图3、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
西汉早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图3)：1997年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两端龙首以阴线刻、浅浮雕雕琢，龙身饰勾连谷纹。
图3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
1、龙首的眼、嘴、上下吻、脸颊、角、下颌部分的阴刻边廓线；
2、脸颊、鳃、下颌部束丝状的绺毛。
图4、陕西兴平武帝茂陵园出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
西汉中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图4)：1975年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陵园出土，正面雕琢兽面五官轮廓及四神形构、云气纹等。背面以浅细线刻饰桃心形纹、流云纹等。
图4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
1、正面兽面纹中的眼、眉、鼻部位刻饰的浅细边廓线、花枝纹、卷叶纹、网纹、云气纹细阴线；
2、龙、虎部、尾部刻饰的细阴线，凤鸟尾部刻饰的卷云纹、羽状纹细阴线；
3、背面刻饰的桃心形纹、流云纹浅细阴线。
图5、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东汉玉座屏
东汉镂雕玉座屏(图5)：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座屏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主题纹饰为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两片透雕人物、，上片为西王母与玉女、凤鸟、九尾狐、三足乌等，下片为东王公与侍者、熊、玄武等。
图5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
1、西王母、东王公、侍神面部五官轮廓线，发式、服饰、肩部上卷的两翼轮廓线；
2、西王母、东王公座下悬圃轮廓线、中部装饰的直线、三角状网纹；
3、九尾狐、凤鸟尾部勾勒的卷弧形细阴线，三足乌轮廓、羽翅轮廓等。
显然，若按高氏所云“双钩碾法”标准对比上述几例汉玉图式中的“游丝工”特征，则无一例与之完全相合，上述玉作图式中诸多形态的浅细阴线刻，多与“双钩碾法”毫不相干，由此，不能将所谓的“双钩碾法，游丝白描”与汉玉“游丝工”完全等同起来，形成认证标准上的误区与歧义。
汉玉“游丝工”的功能与应用
汉代“游丝工”阴刻线组图精巧细腻、流畅华美、生动多变，它的出现与流行，丰富、细化了汉玉形构、图式的层次与内涵，弥补了玉作平面雕或圆雕图案呆板单调、细节模糊省隐、立体感不足的弱点，将传统的阴线刻技法推向了精工细作、出神入化的极致，成为汉玉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之作。汉玉“游丝工”阴线常用于刻划、装饰器物形构、图式的以下部位。
图6、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出土龙纹玉牌
头部五官轮廓线、肢体屈曲部及须毛、羽翼等。如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西汉前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M1出土龙纹玉牌饰(图6)图式中，龙首部鬃毛、卷曲须发、缘部短毛线、四肢弯曲处短平行毛线、绞丝纹状卷曲长尾、体表卷云纹、羽状纹等均以“游丝工”刻饰。
图7、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辟邪
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鹰、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出土鹰形玉剑首、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圆雕辟邪(图7)中，鹰的羽翼以长阴线和密集短阴线刻饰，辟邪头部颌下垂髯、脸颊后披毛、肩部双翼，尾部披毛，皆为“游丝工”刻划。
图9、安徽涡阳石弓山西汉崖墓出土玉人佩(背)
人物的发式、服饰、佩件等。如1975年安徽涡阳稽山汉代崖墓出土玉人佩(图8、9)，体扁圆形，玉人拢袖站立状，头着冠，身穿交领右衽长袍，腰间佩玉组绶。玉人面部的眼、鼻、嘴轮廓线，头后冠下的细密发丝，腰部下垂的玉璧组绶及袍服上的菱形线刻纹，均系“游丝工”刻饰。
图11、陕西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双身兽面纹玉璧
流云纹、卷云纹、变体兽面纹、变体几何纹等。如河南永城邙山镇僖山汉墓出土的心形玉佩、山东济南长清济北王陵出土的玉枕(图10)、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兽面纹谷纹玉璧、西安北郊大白杨西汉早期墓双身兽面纹玉璧(图11)等标本构图，器表阴刻极细的勾连云纹、变体几何云纹、变体兽面纹，皆属典型的“游丝工”技法，玉枕上的“游丝工”线刻图式还见于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器。
图12、满城汉墓出土镶玉金铺首(局部放大)
束丝纹、花枝纹、网纹、短平行斜线纹等。如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镶玉鎏金铺首(图12)，镶玉雕琢兽面纹，兽面的额、眉、须等处填饰细若毫发的束丝纹。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兽面纹中的三角形、方形、半圆形细网纹，均为“游丝工”技法。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大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陕西兴平县武帝茂陵园出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兽头铁芯玉带钩(图13)图式中也有此类短平行斜线纹、花枝纹、网纹“游丝工”细阴刻线。
图13、陕西西安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兽头铁芯玉带钩
细微文字的刻划：陕西西安市北郊枣园南岭汉墓M1出土西汉早期墓大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侧面阴刻极细的篆书文字：“六百六十一”，为典型的游丝工技法。此类游丝工文字还见于东汉流行的玉刚卯、严卯图式中。
汉玉“游丝工”阴线在玉作中应用十分广泛，上文仅是列举了常见的几类。需要说明的是，一件汉玉作品构图往往同时使用多种“游丝工”图式，从而构成玉作图式变换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
汉玉“游丝工”溯源
关于“游丝工”出现、流行的年代，目前流行的说法认为“游丝工”系汉玉特有的线刻技法，其兴起年代始于西汉中期以后，这是不确的。
汉玉“游丝工”溯源，至迟可追索至春秋中晚期，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秦墓M2中出土一件精美的蟠虺纹虎形玉佩(图14)，虎头部的眼眉、上下吻、耳、及尾部的边廓，蟠虺纹间隙处，填以形态各异的束丝纹带、平行短斜线纹带，阴刻线浅细、繁密而精整，可视为早期“游丝工”的雏形。类似的集束浅细线刻饰工艺，还见于河南光山宝相寺春秋中期黄君孟墓出土虎形玉佩、陕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玉璜的形构图式中。这一时期玉作中的“游丝工”不仅数量有限，线刻的精细程度不及后世作品，其使用范围似乎也仅被限定在刻划“束丝纹”、细密“短平行斜线纹”中，表明此期“游丝工”阴线还处于较原始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春秋玉作中的细密“束丝纹”，有论者认为应源出于同时代金器、青铜器的同类纹饰中，实则在西周晚期人面纹玉璜、凤鸟合体纹柄形器侧面人首集束细发丝纹中也可找到源出线索。
图14、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虎形玉佩
到了治玉工艺成就空前发达的战国中晚期，“游丝工”技法趋于成熟，不但阴线刻更为精细考究、其应用范畴也不限于仅刻划“束丝纹”、“短平行斜线纹”，而是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刻画的细部形构轮廓、羽翼、绺毛、发丝，人物的服饰、发式、佩饰，各种用于装饰的花叶纹、花枝纹、细网纹、卷云纹及文字微雕等玉作图案中，尤其是楚玉中的“游丝工”阴线刻，图式变幻生动、精细谨严、极尽奇巧、独树一帜，步入空前繁盛的巅峰期。如细阴线网格纹形构，就有三角形、四边形、菱形、椭圆形、半圆形、水滴形、花瓣形、花枝形、树叶形、鳞形、“T”字形、不规则形等多种，这些刻划一丝不苟的细阴线网格纹填饰于玉作图案空隙处，几乎达到了可形变的地步。典型见于如河南平粮台遗址战国墓出土的龙形佩、河南辉县固围村M1祭祀坑出土龙纹璜(图15)、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双首合体龙形璜、湖南临澧九里茶场战国层叠式龙纹玉璜、故宫藏战国盘发玉人等，这些标本图式中均有细若发丝、生动流畅、精整考究的“游丝工”阴线填图。
图15、河南辉县固围村M1祭祀坑出土战国云龙纹玉璜(局部放大)
西汉早中期玉作中“游丝工”的形态及刻划风格，直接战国中晚期沿袭而来，两者从器形、组图、雕琢技法看区别不大，这一时期流行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双首合体龙形璜及其玉作中的束丝纹、细密短平行斜线纹、细网纹等，皆可直接从战国中晚期玉器中找到出处，尤其是玉作中的束丝纹、网格纹、卷云纹等，可看出承袭战国楚玉的典型特征。西汉中期玉作图案中的“游丝工”，始有趋于简约疏朗之风。
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际，汉玉“游丝工”阴线有了明显变化，线条较前期玉作更为浅细、流畅、华美、精致，凸显出更为浓郁的艺术装饰风格，有些玉作精品中的“游丝工”，阴线刻划得极为细浅，观之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几乎无以窥其全貌，微痕观察却又条分缕析、流畅自如、精整考究，绝少有深浅粗细不均、崩裂、断线、起毛之处的败笔(图16)，表明此期“游丝工”技法的发展日臻成熟完善，典型器见于陕西宝鸡北郊金河砖厂东汉早期吕仁墓出土玉辟邪插座、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辟邪玉壶、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辟邪、陕西南郑县龙岗寺西汉晚期墓鹰形玉剑首、济南长清济北王陵西汉晚期玉枕等。
图16、陕西宝鸡金河砖厂东汉吕仁墓出土玉辟邪插座
汉玉“游丝工”的刻划工具
关于对雕刻“游丝工”阴线使用工具的判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细若发丝的阴线是用高硬度的尖状器刻划出来的，此说认为玉作铊具不可能雕琢出如此细浅流畅的阴线纹，况且当时也没有如此轻薄细小又刃口锋利的铊具。另一种观点认为“游丝工”阴线是用极小的勾砣雕琢出来的，原因是玉料硬度大，古代难以找到符合条件的高硬度尖细器刻划工具，况且如不借助铊具刻划，仅凭手持高硬度尖状器亦无法刻划出如此圆熟精致的浅细线。
图19、西汉建章宫遗址玉带钩头部观察点放大60倍微痕观察
近年有研究者对部分“游丝工”阴线玉作标本局部放大后微痕观察，可以看出此类细阴刻线应系使用细小铊具刻划而成。以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梁果村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兽头铁芯玉带钩为例，钩首兽头上的双角由极细密的“游丝工”阴线刻划，取其一观察点放大60倍作显微观察(图17、18、19)，则可清晰地看到阴线凹槽底部有铊具旋转切割留下的集束直线痕，再取其颈部细密网纹作第二观察点放大60倍显微观察(图20、21)，可看到构成网纹的阴线凹槽有浅宽和窄细两种痕迹，推定网纹制作是先以细小勾砣刻划出大致平行的窄细线，再刻出与窄细线相互切割的另一组浅宽线痕，两类线均不甚规整，铊具碾磨的痕迹甚明显。再如陕西宝鸡北郊汉墓出土东汉玉辟邪，体表密布的流畅精细“游丝工”阴线，以局部放大作观察点，则勾砣走砣切割痕迹明显，少数地方还能看到铊具旋切的“崩口”现象。
图21、西汉建章宫遗址玉带钩头颈部观察点放大60倍微痕观察
当然也不排除少量的“游丝工”阴线可能是玉工用尖状器刻划而成的，如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东汉玉座屏中的浅细线轮廓(图5)、安徽涡阳稽山汉代崖墓出土玉人的头后部细密集束发丝(图9)、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早期墓M1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图案中填衬的简约不规则兽首纹等，此类阴刻线一般应具条极其细浅模糊，刻划不甚精致规整的，甚至无法细观的特征。
结语
“游丝工”是发端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之际的一类细阴刻线微雕治玉工艺，组图形态有单阴线、双阴线、直线、曲线、短斜线等多种，其刻划多是用细小勾砣作工具旋切而成。就自身“微雕”工艺而言，此类阴刻线亦略有粗细、繁简、深浅之分，从发展衍变轨迹看，游丝工自春秋晚期以来亦有一个渐趋发展演变、累积成熟的过程，延至汉代，这种微雕治玉工艺日臻成熟完善，成为同时代治玉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作。春秋战国至汉代玉器中习见的束丝纹、卷云纹、花枝纹、草叶纹、绺毛纹、细鳞纹、细网格纹、五官细部、人物发丝、服饰等，皆归其范畴。高濂所述的汉玉“双钩碾法、游丝白描”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因而不能将其作为定义、判别汉玉“游丝工”的唯一标准。
杨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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