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中国学者对古代玉器的关注和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1092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金石学图录，该书虽以铜器为主，但已包括少量的玉器。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1889年）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古玉研究著作，该书收录玉器的种类和数量超越以往任何一部古玉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其开创之功在于将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可视为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的奠基之作。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看，美国人劳佛（B．Laufer）所著《说玉：中国考古学和教的研究》（1912年英文本）在被视为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学研究划时代的专著，但该书的考证部分几乎完全抄袭了吴大澂的研究。由于建国以前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玉器的数量较少，对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认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中国考古学框架体系逐步建立，为研究层面从玉器向玉文化的过渡和延展提供了科学的背景资料。伴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玉器数量的不断增多，不同规模的玉文化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研究论文、专著、图录的出版，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与互动式研究，为中国玉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掀开了中国玉器考古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本文旨在探讨玉器考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从方角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考古研究进行分析，总结成功经验，为全面、系统、深入推进中国玉器考古研究发挥积极影响和借鉴作用。
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器考古与传统的古器物学研究明显有别，强调从考古学角度对出土玉器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成中国考古学鲜明特色的内涵之一。我们认为，玉器考古是以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方式，玉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从建国以来玉器考古的刘硕打关昕发展历程看，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9年，是玉器考古的形成期，其特点是史前玉器出土资料不断增多，历史时期玉器考古取得多项重大收获。第二阶段，1980～2000年，是玉器考古的飞跃发展期，其特点是史前玉器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历史时期玉器考古资料不断丰富，中国8000年玉文化体系初步构建，玉器考古理论与方法日趋完善。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是玉器考古的成熟期，其特点是新的玉器资料不断出土，更重要的是大量出土玉器资料以考古专刊或图录的形式系统刊发，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凸显，玉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探索步入成熟阶段。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是玉器考古的者和实践者，其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玉器考古的重要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玉器考古的最高研究水平，有关玉器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开创之功，在推动中国玉器考古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夏鼐先生晚年关注玉器考古研究，具有深刻的学术背景。一方面考古发掘出土玉器数量不断增多，如何对出土玉器进行研究，是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夏鼐先生关于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正是基于殷墟妇好墓和满城汉墓的重要玉器考古发现进行的。中国虽然有较长的研究玉器的历史，但对出土玉器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方面与传统的古器物学研究明显有别，需要探索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出土玉器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指导全国范围内的玉器考古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有悠久的传统，自远古至今未曾中断，构成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内涵之一。夏鼐先生于1981年和1982年在美国的墨菲和檀香山商文化国际上分别了汉代玉器和商代玉器的研究论文，在介绍中国重要玉器考古发现的同时，也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学者关于出土玉器的最新考古研究。上述学术交流活动不仅推动了中国玉器考古的国际化进程，而且通过玉器考古的研究让学术界和社会人士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内涵与特质。
夏鼐先生晚年在玉器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与其并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有密切的关系。在研究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时，他主要利用了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资料，并参考了从前殷墟出土的玉器，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这种考古学的方法，基本上以考古发掘品为基础，然后再去结合文献，一反过去那种以不可靠的文献资料或博物馆和私人的藏品作为出发点的旧作法”。通过上述研究，夏鼐先生对玉器考古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明了玉器考古研究的前进方向，他曾经特别强调指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以为我们应改而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充分利用现已由考古发掘所积累的大量资料。我们的出发点是发掘工作中出土的玉器，然后再参考品和文献。可以定名的，即用古名，如果古名找不到，可以取一个简单易懂的新名。用途不能确定的，可以暂且存疑，不作决定。用这种方法研究古玉，虽然已做的工作还不多，但是方向是正确的，前途很有希望”。
夏鼐先生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由此确立了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出土玉器的重要径，使玉器研究真正进入科学化轨道。牟永抗先生于1997年正式提出“古玉考古学”的概念，他主张除了逐步建立起古玉编年序列外，更需研究其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他认为墓葬与祭祀坑是古玉埋藏的基本单元，应该宏观上重视考古学诸单元间整体的时空关系；由丰富的田野经验中，他更强调细小玉件之间的配伍组装关系的辨识与研究。邓淑苹先生曾撰文综述自吴大澂以来的一百年内古玉研究的发展情况，强调考古资料除了作为断代的依据外，更提供了古玉出土的地域性、古玉在遗址中的及与其他遗物伴随的关系；并认为应该结合文献，对古玉反映的远古教做深入的研究。杨建芳先生从中国古玉研究发展趋势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古代玉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缺乏出土玉器作为客观标准，古玉的断代，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以致早期玉器被当作晚期玉器（如良渚玉器被视为周汉遗物），或者晚期玉器被定为早期玉器（如台北故宫的宋代荷叶杯曾被认为是汉代玉器）。这些事例屡见不鲜。”“出土玉器的丰富多彩，远远超越玉器。正是这些大量的出土玉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加深人们对古代玉文化的认识，因而有近三十年中国古玉研究的长足发展。”他强调玉器应如陶器、铜器、漆器等一样，是考古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主张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玉器断代的细致分期、玉器用途的确定、玉器组合的复原、玉器使用方法的判断、古玉的鉴定等内容。
综上所述，玉器考古研究方法的确立及广泛应用，开创出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玉器群的发现为例，学者们采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对出土玉器进行研究，深入出玉器作为礼器、象征物、通神媒介物等重要功能，奠定了史前玉器研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玉器考古研究蓬勃发展，成就斐然。玉器考古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六类：一是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包括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数量最多，是玉器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资料。从中包括玉器的出土、组合关系、形制描述、使用功能推断、材质鉴定、分期与年代等信息。受出版条件和认识水平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对玉器的研究不够深入，最主要的问题是玉器资料发表不全面。有的遗址或墓地出土玉器数量较多，但在报告书中仅选择少数代表性器类进行介绍，影响了对玉器全貌的系统认识。有的发掘中对出土玉器仅有简单的文字描述，缺少线图。图版以黑白为主，彩版较少。随着玉器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提高了对出土玉器重要性的认识，上述情况得到彻底改变。最近10年出版的各类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对出土玉器予以了足够重视，按遗迹单位将出土玉器全部发表成为主流方向，以《瑶山》和《反山》两部良渚文化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最具代表性。二是玉器考古的专著、论文集、论文。从整体数量看，玉器考古的专著出版数量不多，在玉器考古理论与方法上具有创新的玉器考古专著以《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张家坡西周玉器》为代表；论文集包括会议论文集和个人论文集两种，近年明显增多；已正式发表玉器考古的论文数量最多，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并举，玉器考古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越来越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三是各类出土玉器的图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专题性玉器图录出版数量显著增多，由于正式出版考古发掘报告的周期较长，将最新的玉器考古以图录的形式优先发表，对玉器考古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将考古发掘报告中未全部发表的玉器或将行政区域内零散出土的玉器用图录的形式编辑出版，对玉器考古而言均具有积极意义。还有为举办玉器展览出版的图录等。大型玉器图录共出版了两部，一部是1992年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中国玉器全集》，按时代顺序分卷；另一部是200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按地域分卷。四是玉器考古的工具书。主要有《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中国古玉器图典》等。五是玉器考古的普及类读物。如《古玉史话》、《古玉：华夏瑰宝》、《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等。六是玉器考古的电视纪录片。以纪录频道2011年1月的八集大型玉器考古纪录片《玉石传奇》最具代表性，再现了中国玉器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历程，在玉器考古知识的和大众化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下选择三项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考古予以简要分析。
界范围内，玉器起源探索是一项引人关注的国际性课题。鉴于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科学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玉器，距今有8000余年的历史，理应成为中国境内探索玉器起源的重要基点。该书由遗址及分析、玉器及导读、研究编三部分组成，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合作研究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特色，对推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玉器考古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1．以科学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为研究主题，首次全面公布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玉器资料，重点剖析了玉器的出土状况、工艺特色、使用方式、在不同地域间玉文化的交流及互动关系等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对玉器雕琢和使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专项分析，主要包括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态、居室空间、居室葬俗和文化源流的发展过程，以期对早期玉器出现的社会状况有整体的认识。
2．在拍摄技术手段上，为从视觉上追求玉器温润而泽的色调，以全数码拍摄迫近玉器的原色。从传统的单一静态的文物观，改为多层次多角度近乎动态的拍摄，提高照片本身信息的含量。玉器微观认识上的根本性改变，为研究上质的飞跃提供了基础。一件玉玦的拍摄部位可分细分为：玦体平面、玦口切割、中孔穿透、半透明特征、玉玦加工形成内部裂痕以至玉器表面次生变化等。对出土玉器进行多角度观察并进行微距拍摄，开创了玉器考古研究和图录编辑出版的新的范例。
3．在研究方法上，用考古学方法对科学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进行研究。例如根据玉玦在墓葬中的出土，判定玉玦的使用功能；通过墓葬规模、形制及墓主人性别和年龄的分析，判定玉玦所蕴涵的社会价值。通过开展实验考古研究，确认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现今世界所知最早使用砂绳切割的。通过开展民族学调查，获得海南岛黎族妇女在耳部穿孔佩戴金属玦饰的珍贵资料，为准确判定兴隆洼文化玉玦佩戴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古文献学和矿物学研究在本书中也得到了有效融合、吸纳。该项研究进一步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对玉器考古的非凡价值。
4．在研究方式上，玉器起源探索必须依赖国际间学术合作研究。作为本书的重要研究之一，利用中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绘制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玦饰及相关玉器组合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玉玦自中国东北地区起源后，次第向四周扩散，渗透于东亚其他地区。兴隆洼文化玉器对东亚玉器传统的巨大贡献得以。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日本著名玉器专家藤田富士夫教授探讨了中国东北及日本北陆出土玉器的关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傅罗文教授运用了中美洲和玉器研究的视点，从价值的等级递变和可让渡性两个重要的概念出发，分析兴隆洼文化玉器与价值起源的关系。由此可见，本书是国际化视野下的玉器考古研究新。
5．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英国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罗森教授如此评价：“本书为探讨东亚社会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切入点，玉及攻玉工艺的内涵，更包括玉器流通相关及思想结构等问题。并使我们得以考虑玉器尤其是玦饰，在地域上的扩散及其涵义。虽然我们无法再理解是何种意识联系或区别不同地区使用玦饰的人群，但本书展示的这些珍贵的材料，无疑为复杂社会问题探讨，提供了极重要的”。
1983～1986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丰镐遗址的张家坡西周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在沣西地区首次发现了带墓道的大型墓葬，通过墓内出土铜器上的铭文确认这些墓葬是西周中期的朝廷重臣井叔的家族墓葬。在丧葬制度和礼俗方面均有很多新的发现。在随葬器物中，玉器占有很大比例，总数达1246件（组），为研究西周时期的用玉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在1999年出版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发掘报告中，由于受报告编写体例的局限，对出土玉器未做系统、全面的介绍，仅选择了少数代表性器类发表，图版资料发表的不及出土玉器总数的十分之一。《张家坡西周玉器》的出版，对发掘报告进行了极大的资料补充，是西周玉器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研究方法上对于指导今后玉器考古工作具有示范作用。本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对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器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具体研究如下：按墓葬的分期，分为早晚五期；按墓葬的规模，分为大小不同的四个等级；按家族墓组，如井叔家族墓等；按各座墓出土的玉器类别，逐一介绍，以期考察不同时期、不同等级、不同家族墓组在随葬用玉制度上的变化和差异，深化了对西周玉器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图版增至近470余幅，全部用彩版刊发，增强了对玉质和色泽的实感认识。
2．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玉器曾专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闻广先生进行鉴定，目验了几乎全部的标本，并选用其中的42件标本取样，用红外光谱确定其矿物成分，用电子显微镜扫描确定其显微结构，并就西周时期的用玉制度进行了探讨。本书将鉴定报告再次收录，并请闻广先生就近年来在古玉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写一专文进行研讨。同时邀请哥伦比亚大学的荆志淳教授用近红外光谱仪对本书引用的500多件标本做了矿物学鉴定并加以分析讨论。
3．玉器的工艺特征和微痕探索。选择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器标本102件，由陈启贤先生拍摄显微照片，并通过微痕观察玉器工艺特征。将所选玉器标本之雕琢显微痕迹按早晚期别排比分类，总结出西周时期玉器的切割、钻孔、打洼、锉磨、拉丝、直线、斜刀、卷线、圈纹、打磨各项工艺技术特征及早晚传承关系。
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各地文博单位、高等院校文博学院等260多个部门的近千位专家参与编著，200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集共分15卷，收集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区50多年来在古代遗址和墓葬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玉器4000余件（组），时代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全部彩版刊发，中英文对照说明。该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蕴涵了几古文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探索，是当代中国已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玉器图录，也是首次集中展示中国出土玉器的最具代表性的，对中国玉器考古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视为中国玉器考古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该书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1．全面性。主要体现在收录出土玉器资料分布地域的全面性，遍布全国，其所用资料空间分布范围超越以往任何一部玉器图录；收录出土玉器资料的时代的全面性，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没有缺环；史前玉器所属考古学文化和历史时期重要玉器考古发现的全面性，无一遗漏；玉器发展史上的典型器类及以遗址或遗迹为单位的出土玉器组合关系的全面性，诸多出土玉器及组合均系首次刊发。从全面性的角度看，本书在中国玉器考古史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之作、奠基之作。
2．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对全国范围内出土玉器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和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玉器考古的历程和丰硕，全方位系统展示了中国出土玉器全貌。中国古代玉器分布空间广阔，历史跨度悠长，在不同地域内玉器的分布及在不同时期内玉器的发展状况均存在不均衡性；由于出土玉器均系田野考古发掘所获，田野考古工作的不均衡性对出土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有直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认识水平的提高。出土玉器现存于考古文博机构，同一地点出土的玉器被不同的文博机构分散保存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克服了上述重重困难，充分调动了全国考古文博工作者对出土玉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积极性，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出土玉器进行首次系统的浩大工程。
3．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资料的科学性和研究的科学性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玉器主要包括玉器和出土玉器两大类。就玉器的研究而言，辨伪和断代是首要任务，缺少这一前提，研究本身很难确保科学性。出土玉器不存在辨伪问题，用考古学方法进行断代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而为科学玉器的文化内涵奠定了的基础。本书专门收录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准确断代的出土玉器，注重玉器出土时的组合关系，在展示玉器考古的同时，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科学研究确立了持久的坐标，对科学构建精深的中国玉文化体系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4．规范性。主要体现在规范玉器的定名、形制、花纹、质料、色泽的描述、测量数据、使用功能推断等方面。以往公布的出土玉器资料和研究，由于发掘者自身缺少玉器研究专门知识，对出土玉器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资料公布不够详尽，文字描述过于简单或缺乏线图、图版等，对出土玉器研究缺乏规范性成为制约学术发展的瓶颈。本书在汇集各家之言，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统一规范，为今后进一步深化玉器考古研究树立了标杆，尤其为广大考古文博工作者开展出土玉器的基础性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借鉴的标尺。
5．学术权威性。主要体现在玉器资料的权威性，均系科学发掘所获，汇集了中国玉器考古数十年积累的；专业学术团队的权威性，参编人员由全国各级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一线专家、各级博物馆、高等院校从事玉器研究的专家组成，很多专家是中国重要玉器考古发现的亲历者；拍摄、编辑、出版团队的权威性，由文物专业摄影师利用数码技术拍照、调校，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精心编排，全彩版印制，使玉器的色泽和质感接近真实。有鉴于此，本书的编辑出版理应成为中国玉器考古新的起点，不仅为玉器考古专业人士搭建了新的学术研究平台，而且为世界范围内广大爱玉之士学习玉文化知识及提高玉器鉴赏水平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是广大考古文博工作者服务于当代社会的重要体现。
随着田野考古发掘项目的有序开展以及出土玉器数量的不断增多，在原有玉器资料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玉器考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作为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古老文明的核心物质载体。以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为标杆，通过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科学构建中国玉文化体系，深入解析中国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特征、价值与功能及其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学术任务。
苏秉琦先生曾经对玉器的社会功能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和观念进行分析，他指出：“玉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物。而这一文化现象为中国所独有而且长盛不衰。中国史前史中虽不必另划出一个玉器时代，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标准，却实实在在是在玉器被当成礼器、象征物、通神的媒介物、美德的象征物那个遥远的时代形成的，这个时代确实比‘青铜时代’为早。”利用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对史前玉器开展综合性研究，重点阐释玉器蕴含的社会功能、价值观念和象征意义，对于深入推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形成机制、典型特征、发展动力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和发展方向之一。利用考古发掘出土的周、秦、汉代玉器资料，卢兆荫先生对玉德学说与中国玉文化进行过深入探讨，他认为：“玉德观念萌芽于西周时期。玉德学说形成于东周，而成熟于汉代。东汉以后玉德观念似乎趋于淡化，但是与‘玉德’有直接关系的佩玉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保留下来，‘君子必佩玉’的思想影响长期存在。”学派选择玉作为其观念和思想的载体，将玉化、人格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创立了玉德学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玉文化的内涵，奠定了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也为中国玉文化永葆生机、永续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
费孝通先生曾经东各民族都应该进行“文化自觉”，检验一下各自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并且将各自文化中优秀的那部分发扬光大，使之相互交流、融合发展，共同创造新的、更加灿烂的世界文明。他提出：“东文化各有各的特点，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许多独特的东西。但是，哪些东西是文化中所没有，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呢？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好的和优秀传统，能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我想，我们应该将那些能代表中国文化独有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那部分，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并展示在面前。”“在纷繁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是所没有的，或者说是很少见的。我们考古学界是否可以将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刻的层面上阐述玉器在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意义，把考古学的研究同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费孝通先生站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关系及未来东文明融合发展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中国玉文化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也为中国玉器考古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玉器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发展的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核心物质载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玉器发挥了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功能，是各民族融合发展和团结进步的重要物质。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刘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