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惟仁是谁
作为神农故地和工业新城，株洲的历史文化不仅悠远厚重，而且异彩纷呈。其中，陶瓷作为连贯古今的一种特殊文化载体，既蕴含着华夏文明演进历程中的诸多信息，同时也在株洲市域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陶瓷应当是株洲重要的历史文化标识，同时也是株洲一张非常重要的文化名片。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不管社会形态经历怎样的风云变幻，从远古遗存下来的陶瓷文化同其他各类古文物一样，总是以文化原生态的形式，载着遥远的历史信息，向人们默默诉说着人类昨天的故事。当代人通过对它的解读，总是能看到千百年来人类历史的背影。在株洲，丰富的陶瓷历史文化早已形成厚重的积淀，足以引来众多惊艳的目光。
株洲是神农故地和炎帝陵所在地。株洲市域所在的罗霄山脉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区域。大约五千年前，炎帝与黄帝的活动拉开了华夏文明序幕。在后人总结赞颂炎帝丰功伟绩时，总是特别提到他取火冶陶的故事。史载：“神农耕而作陶”“神农作陶冶斤斧”“神农作瓦器” （《逸周书·佚文》）。大量史料表明，农业和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两项性创造。远古先民在刀耕火种中发现黏土经过火烧之后变硬，且不再变形，盛水也不漏。于是想到用黏土来制作器具。经过长期探索试验，形成各种形状的陶器。
《史·外记》说炎帝“埏埴以为器”，说的就是他把湿泥土放入模型中制作陶器。当然，考古发现，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但到炎帝时代，随着耕播农业的产生和定居生活的出现，陶器的使用范围和需求大为拓展，制陶技术也日臻完善，成为一种基本成熟的物质文明形态，把它归结为炎帝的功绩也不为过。陶器作为农耕文明的重大发明创造，极大地改进了先民们的原始生活条件，丰富了先民们的生活内容，对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巨大，有效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水平，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从而使人类由饮血茹毛的蒙昧时代时代进而向文明时代迈进。在株洲，炎帝神农氏的农耕文化和陶冶文化，其价值意义十分重大。
经过文博工作者多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株洲境域内一批很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古居落遗址、古城址、古窑址、古墓葬等文化遗址相继被发现，使株洲一跃成为文物大市。在各类古遗址及古文物中，陶瓷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大量古陶器制品的出土，非常直观地阐释了陶瓷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演变发展历程。其中，位于株洲县漂沙井的磨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已经具有非常艺术化的造型，茶陵县界首镇的独岭坳遗址出土的陶器展示出精美细腻的陶质，茶陵古城汉墓出土的陶屋、陶虎子，攸县套鸡坡唐墓出土的土青瓷壶，石峰区出土的东晋青瓷虎子、鸡首壶等都展示出当时较高的陶瓷制作水平。
特别是醴陵唐家坳宋元窑址的考古发掘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一条颇具规模的砖砌龙窑——马冲窑，长38.5米，宽2-3米，了当时陶瓷生产制作的规模与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从该窑址大量出土的陶瓷实物，更是展现出株洲陶瓷制造业的悠久历史和精湛技艺。秀美精致的仿商代云雷纹瓷杯，古朴典雅的仿汉博山炉式瓷水注，古朴端庄的仿唐铜官窑瓜楞瓷壶，晶莹明亮如翠玉的瓷钵，素雅别致的印花瓷盘，厚重大气的元代黑褐色大海瓷碗，以及仿龙泉窑的各种青瓷器具无不具有令人惊异的工艺成就。
盛极一时的长沙铜官窑是唐代五大名窑之一，是世界釉下彩陶瓷的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乃至在全世界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时的制瓷领域已有邢窑的白瓷、浙江越窑的青瓷统领。而铜官窑则以彩瓷独辟蹊径，缔造了釉下彩异军突起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陶瓷商品制造中心和陶瓷出口，产品远销当时的高丽（朝鲜）、东瀛（日本），以及南洋、西亚、北非等。可以说，长沙铜官窑曾用熊熊窑火为大唐盛世锻造出无上荣光和威仪。历史上，株洲和长沙同属一个大的行政区域，相距很近。此前汉代的长沙国就包括现在的湘潭、醴陵、攸县、茶陵等。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株洲境域内的陶瓷制作直接受到长沙铜官窑的影响，甚至与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现在，我们考证株洲陶瓷文化的历史渊源，自然要与长沙铜官窑紧密联系起来。
由于醴陵拥有丰富的瓷泥矿，因此，历史上株洲市域的陶瓷制造业比较集中在醴陵，且形成较大规模。经过考古发掘，醴陵已发现的20多处古遗址中，有17处属于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发现有灰陶、黑陶、白陶等陶片。有距今1800余年的东汉陶窑群遗址，出土了火候高的壶、缸、碗、罐等陶器。粗瓷生产则始于清雍正七年（1729），并在醴陵东堡沩山形成较大规模。当时醴陵共有粗瓷厂480家，年产釉下青花粗瓷8000多万件，销往全国很多大中城市。
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醴陵陶瓷终于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突破性提升，其标志是釉下五彩瓷的诞生。光绪年间，清提出“振兴实业”的口号，以日益衰退的国民经济和瓷业。各陶瓷产地相继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和瓷业公司，并积极改进生产工艺，醴陵和景德镇当时都组建了颇具影响力的瓷业公司。而设在醴陵的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由清官员熊希龄创办。他经过赴日本的考察，回来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等主张，获得清拨款支持。终于改变了醴陵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醴陵瓷业从此转入细瓷生产阶段。并很快促成了釉下五彩瓷的诞生，从此，揭开了中国陶瓷文化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