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伊健和梁咏琪
1947年的9月间，华东中央局工委张鼎亟、邓子恢和董老联系，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董老派南汉宸到渤海去找张鼎亟和邓子恢，商讨成立银行的事情。
中央在8月份批准华北财办筹建中央银行后，董老就考虑银行的定名问题。他也让我们考虑考虑。何松亭同志提出，名字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董老听后，说很好。他说，今天我们创建的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到目前解放区货币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考虑。
这年的10月初，董老经过少奇同志的同意，向中央致电请示，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他在请示中，向中央报告了派南汉宸同志到渤海与张、邓商量的情况，提出了成立解放区银行的，并提议，银行的名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同意董老的，让董老组织筹备工作。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确定了。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这六个字，也是董老题写的。
筹备处刚成立时，就三个人，南汉宸同志为筹备处主任，将何松亭和我调到这里来工作。那时，何松亭同志是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经理，董老称赞他是懂银行业务的人，我当时是边区银行的发行科长。
中央财政经济部在1948年6月成立，董老任部长，薛暮桥同志任秘书长，南汉宸同志除了继续担任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外，还要兼任即将成立的华北银行总经理。在11月份召开的华北人民第三次政务会议上，董老这时已经是华北人民，他主持会议时，临时增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志作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明。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
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中央原来准备在1949年1月1日。在这次会议上，改为1948年12月1日。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南汉宸同志就把我和秦炎叫到他的办公室，告知了中央这一决定。他说：找你们俩来谈一下如何做好发行工作，如何在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的当天，就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人民群众见面。你们先谈一下票子的情况。我汇报说：目前我们的库中，只有50元、20元和10元三种票子，但数量不多，而且主要是50元的。原定的一元、五元和一百元虽然票版已经做好，但一种也没有印出来，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印人民币，已有六七天没有送票子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群众见面。秦炎接着说：库存的票子，石雷已经汇报了。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何时能送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南汉宸插话说：中央已经给东北发电报，催促他们尽快运到华北。秦炎说：就是今天到了，还要加印号码图章、检查封包，12月1日肯定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印刷局，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全部改印人民币。此外，我们争取多制几块版，等平津解放后带进平津印刷。南汉宸说：原来打算先发一元和五元小票，之后再发大票，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现在，大局已定，只好有什么票子发行什么票子了。发行五十元人民币，虽然也算是大票了，但它也只能买小米十五六斤，再加上金秋季节后农产品上市多及解放区的扩大，估计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而且，人民币刚发行，数量比较少，还不能一下子占领市场，各解放区的票子还要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币印制多了再逐步收回。秦炎所提到的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而全部改印人民币是对的，但要检查落实。北平有个清朝建立的印钞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印钞厂)，技术和印刷能力都很好，北平解放后，你们先把它管起来为我们印票子。有关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宣传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业务处去办，你们要写个发行票子的通告，说明发行的票子面额、式样，以便于人民使用，经我审核后再送到《》刊登。总之，要把发行工作搞好，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
我们根据南汉宸同志的，在随后的几天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到12月1日前，基本上准备好了。12月1日上午九点多，我一上班，就准备把人民币送到分行发行。正在这时候，平山的银行同志来取款。我们除了给他们一些五十元券外，其余的都送到分行了。大约上午十点多钟，分行就将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了。平山县的同志来取第一笔款时，我对他们说，能不能把交给你们的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换给我，作为纪念？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这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保存到今天。这张人民币冠字为罗马字“111111”，号码为“00000001”。新中国成立时发行的人民币图样
第一套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发行的。当时的形势是，老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急需用人民币来统一；新解放区急需用人民币来蒋币和各种杂钞。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就必须大量印发人民币。但是，当时印制人民币的物质条件，如纸张、油墨、印刷机、号码机以及设计技术力量等等，都很贫乏。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就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刷人民币。比方说，印钞纸，有的用钞票纸，有的用模造纸、道林纸，还有的用自造的麻纸；油墨，也是有什么牌子用什么牌子的，有什么颜色的用什么颜色的；号码机，有六位的，也有八位的，号码字体不管是粗的细的，都用；印刷机，不管是石印机，还是胶印机、凸版机、凹版机，也都用。所以，第一套人民币不但品种多，而且版式、号码、颜色、纸张及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有的票子上，只有罗马冠字而没有印制号码的现象。
在当初印制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提出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票面上印上毛的像，并发电报告诉代印人民币的东北局。但是，毛对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是一再反对的。所以，毛时，人民币始终没有印他的像，只是在他逝世后，经国务院批准才印上他的像。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得知华北财办要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之后，他让人给中央工委发电报，明确地说，不同意。毛说，票子是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不是。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董老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把南汉宸同志请来，把中央的电报给他看了。南汉宸同志说，中央的，我们一定要执行。可是，票子的图案用什么呢？董老说：毛像不能用，是不是考虑用解放区工业、农业生产图景呢？南汉宸同志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董老说：好吧，票版图案设计就这样定下来吧。随后，董老将原来设计有毛像的草稿版样，以及他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拿出来，交给了南汉宸同志。
南汉宸同志立即给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长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连同董老写的行名及印有毛头像的版样，一起拿到我们筹备处。他对何松亭和我详细讲了与董老商谈的票版设计的问题。他对我说：刚才我就给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毛不同意印他的像以及董必武同志有关票版图案设计的。现在需要派人送到印刷局，以便让他们尽早设计出新票版来，以争取时间。我想请石雷同志跑一趟。
我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后，除了将南汉宸同志的信转达外，还同原票版设计者王益久同志作了长谈，说明董老对票版设计的要求等问题。王文焕同志根据董老和南汉宸同志的，不久就设计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图案的票版。如有小毛驴拉粪、农民用辘轳浇田、放牧马牛羊、牛马耕地、农妇纺线织布等农业图案；反映工业的有火车、帆船、工厂等图案。这就为人民币的印刷制作做好了前期准备。
第一套人民币是董老写的。中央批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后，南汉宸同志就请董老题写行名。董老说：我写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他们来写。这里所说的林老他们，是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延安五老。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老才答应下来。这次，董老将题字交给南汉宸同志时还说，字写得不好，由制版的同志去挑选用吧。我看到过董老的题字，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其中有“中国人民银行”，有“圆、角、分”，还有大写的数字和汉字的数字。其中，“贰”字有两种写法。我觉得很奇特，问南汉宸同志，为什么“贰”的写法不一样。他告诉我，这两个字法通用。
在准备发行新人民币时，南汉宸同志找到他的同乡马文蔚。马的字写得很好，南汉宸同志让马写写看。后来，新人民币发行时，就用了马文蔚的题字。号机车曾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图案中。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出任中央人民后，我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当发行科长，我去找南汉宸同志说，现在，毛已经当上中央人民了，人民币是不是就可以印上毛的像了？南汉宸同志说：这个事我也一直没有忘。前些天，我到开会，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当面请示毛。毛说，中央人民是当上了，但是当上也不能印像了，因为我们在进城前开会已经作了决定了，我也不能违反的。
我们那时都知道毛的的，所以，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就没有再提起这个问题。不过，当时设计票版时，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第一套人民币是战时发行的过渡性货币，1950年初，就考虑发行新币，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了请示。经主任和副主任批准后，行里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王式廊、罗工柳、周令钊等人及银行票版设计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了设计班子。经过调查研究和论证后，初步设计出了一套比较新颖的、以反映中国历程为主体图景的票版，报请中央财委批准。、、李富春等同志审核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批准印制新币11种，其正面图景是：一分券：民用汽车；二分券：民用飞机；五分券：民用轮船；一角券：拖拉机耕地；二角券：号火车机车；五角券：小丰满水闸；一元券：；五元券：延安宝塔山；十元券：井冈山；五十元券：农夫、农妇；一百元券：炼钢工人。
这里有两处涉及到像的问题，第一处就是前面说到的二角券，第二处就是一元券，的图案上也有的挂像。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央财委的，重新设计了票版。在修改后的票版中，五元券的正面改成各民族高举毛画像在的图景。“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仍沿用旧币自右至左的方法等等。修改后的票版报请中央、国务院，周总理传达了这样的意见：毛不赞成票版图景上出现他的像,毛“中国人民银行”名字的排列应改为由左向右。同时，周总理还对票版上一些不妥当之处提出了纠正意见。
这几种图景作了这样的改动：一元券将图案中的毛像去掉了；五元券上，将各族人民高举毛画像在的图案中的毛像去掉，换上了两面红旗。两面红旗上的，经向中央、国务院请示，分别为“中华人民国”、“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另外，在这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排列，也根据毛的，由右向左改为由左向右了。这样，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上，也没有出现毛的像。
新人民币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但是，有些群众对此也提出了意见。关于图景的有两条：一是为什么不用毛像？二是为什么不用节日的图景？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五十元券和一百元券的人民币。本来，这两种面额的人民币正面图案是“”和“”。但是，当时正在印制的十元券人民币图景是以少数民族头像为主体的设计。为了与十元券的图景一致，决定五十元和一百元券的人民币正面图景，也改为人物头像。
中国人民银行又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罗工柳、侯一民、周令钊等专家，与银行的票版设计专家和领导人共同设计。五十元券用三位知识的头像为主体图景，报请国务院审核。国务院认为这个设计不是很妥当。经过研究、论证，改为老科学家、工人、农民三个人像，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在1987年4月27日发行了。
一百元券的人物头像如何设计呢？设计人员经过思考，最后一致认为，可以用毛的像。大家认为，过去没有印毛的像，是毛一再表示反对。目前的情况变了，毛及其他几位都先后逝世了，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人民群众与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的。在一百元券上印上他们的像，一方面可以缅怀老一辈家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也可以教育后代。所以，在一百元券上印上、、、四位像是合适的。1984年10月，这一设计思想报请国务院后，得到了批准。
专家们为了让四位图案的效果更好，没有直接用人物肖像，而采用艺术手法，先制成浮雕石膏像，然后，侯一民同志用浮雕石膏像写素描，用素描稿雕刻成票版印刷。1988年5月10日发行了。人民银行最早的印钞机（上）；1947年华北财经办公室副主任南汉宸夫妇在西柏坡（下）
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其面额系列都是一、二、五，可是，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发行了三元券。这是为了当时敌对斗争的需要。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蒋介石在一直准备，海峡比较紧张，而、澳门还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印制假人民币，空投或者经港澳走私到，以破民币的信用。
群众是不能区别的，银行也只能用显微镜来区别，是不能假票流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行的货币面值越大，空投或走私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金额数目就越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为了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国务院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只发行一元券又太小，对国内流通造成影响。所以，就决定增加发行三元券人民币，用以调节流通领域。
后来，随着的逐步改善，少量人民币也可以出境，三元券人民币也就完成了历史，收回了。
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出了《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限期收回的三种人民币都是1953年版的，黑色、工农图景的十元券；绛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景的五元券；深绿色、井冈山图景的三元券。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人民币，其实是为了防止人民币的信用遭到意外的。解放初期，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蜜月时期”。那时候，苏联是热情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建设的。在准备印制新人民币的时候，为了使新币印制精美，防止假票和人民币信用，中央决定，一元及其以下的辅币在国内印制，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票券委托苏联代为印制。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票券，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后来撤销了。这样，在苏联印制的只有三元、五元和十元票券。这三种票券的票版和印刷资料也就留在了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也就无法收回这些票版和印刷资料了。为了防止意外，人民币的信用，国务院断然决定，把由苏联代印的这三种票券收回。
对于像我们这样在金融战线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追述人民币的历史，往往激动不已；看到后来发行的印制精美的票券，也高兴得爱不释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人民币的印制将会更加精美，不但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还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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