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和“贵族”、“富人”有关，他们的墓葬中，有大量的精美器物和文化遗存，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即是如此。然而，那些古代平民的陪葬品又是什么样子，大概很少有人会关心。在益阳博物馆的一个展区里，规划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他们将同一个地点出土的战国中后期的两座墓葬文物陈列在一起，其中一个是贵族墓，另外一个是平民墓，随葬品的丰俭，立刻出来。不但生前神气，死后仍然通过墓葬“炫富”，战国差距可谓登峰造极了
据益阳博物馆的符伟老师所说，这个贵族墓被发现于益阳赫山区龙光桥街道的天子坟社区，名字如此霸气的出土地，难免令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走进益阳博物馆，虽然因为非节假日，人并不多，展品却也算丰富，其中一个展柜让我们在那里停留了许久，这个展柜展示的是一个对比的场景。这样的对比展览方式，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尚未见过。
在展柜的左侧，占据大部分面积的是贵族墓的出土器物，之所以被它们占据了主流，是因为出土量大且体量也不小，共计十三件，而平民墓中出土的器物，只有七件，数量差距近一倍。
从器物的材质上看，贵族随葬器物用料讲究，全都是青铜器，平民墓中则基本全是陶器，只有一面铜镜是金属器物。青铜器与陶器，在当时的价格差异非常大，这也是差距比较明显的一面。
摆在贵族墓出土器物最上方的是“战国卷云纹提梁铜钫”。钫是什么？其实就是方形的壶，战国以前叫壶，汉代要把它与圆形的壶区分开，就叫“钫”。钫的特征是形状方形、长颈、大腹。这件两侧有铺首提环以及提梁，如果作为实用器，就可以很方便地提水，在这里，它是作为礼器存在的。这件铜钫的精美之处还在于它的卷云纹，它起于战国，秦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是汉、魏时代流行的装饰花纹之一，这件铜钫所在的年代，正是卷云纹发展的早期。
贵族墓里还有两座鼎作为陪葬器物，一件是旋纹铜鼎，一件是素面铜鼎，所谓素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纹。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的象征，《左传》里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鼎迁于周”。鼎是宫廷瑰宝，是、财富、贵族的代言物，是青铜时代的所在。所以，在那时想要证明身份，这是一个必有之物。这两件铜鼎，虽然造型略简，在当时算不上是高级贵族的器物，但作为中下层贵族墓而言，也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器物了。
贵族墓中的棺椁，也是有装饰的，那就是“战国兽面含环铜棺环”。棺环的做工十分考究，铺首兽面形，鼻为环，套接大铜棺环，铺首饰麻点纹，环素面。在古代，如何体现自己有钱，其实也是一门学问，那时的有钱人，不光要体现自己有钱，更要体现自身的品位。这种品位就体现在对细节的考究之中。
此次贵族墓中，还发现了四面铜镜。战国之前的铜镜并不多，战国时期，随着冶炼和制造技术的提高，铜镜开始大规模在贵族中流行。铜镜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所制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背铭文、图案丰富多样。后经唐宋时代两次发展高峰，到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玻璃的诞生，铜镜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期出现和流行的镜类有：素镜（全素镜、单圈、双圈凸弦素镜）、纯地纹镜（方形的很少，图案都有地纹，但没有铭文）、花叶镜、四山镜、多钮镜等。镜多数为圆形，同时也出现了方形镜。一般镜身材料薄，多有边沿。整个造型规矩，给人以轻巧、典雅之感。镜钮主要为弓形钮，但钮顶部多饰有1至3道凸弦纹，所以又称“弦纹钮”。镜背面光素无纹饰者，除早期外已消失。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地纹。
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纹饰也更加复杂精美。这时的纹饰变化开始更加多样，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据说，山形反应了当时人们对“山”这种自然地貌的。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
就铜镜背面的纹饰而言，这里有“四龙纹铜镜”、“五山铜镜”、“排列式菱形纹铜镜”、“八叶四山纹铜镜”，可以说在战国的铜镜大发展的时代，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主流款式了。
我国造车、用车的历史很早，不但传说就有轩辕造车、奚仲造车，而且有很多古车遗址的发现。商代甲骨文中就多有“车”字，标出了车轮、轴、单辕、衡、軎、辖，金文中也多见“车”字，此字基本就是古车的俯视图。
从出土的古车和车的古文字形象，我们都可以看到“軎”、“辖”位于两个轮的外侧，用于固定车轮，将軎套于轴的最外端，防止轮子脱落。而辖是穿过軎与车轴的一个销子，将轴与軎销为一体，辖上有一长方孔，再穿入皮条又防止了辖的脱落，由此可见辖的重要性，若辖脱则軎脱，軎脱则轴脱。所以今天的“直辖市”、“管辖权”、“辖制”等词汇都表达了管束的原意，属车字旁。这就是辖字的来源，就是古车上的一个部件。
平民墓的出土文物，可以说是足够朴素。材质上看，全是陶器，器物用途也大多是罐、鼎、壶、勺、鬲、匜这样的生活实用器皿，基本没有礼器。
其中的战国陶罐，是一个大口容器，造型简单，用途基本是装水或酒，质地为红陶，表面没有任何纹饰，在陶器出土量异常巨大的我国，这样的陶器可以说是十分简陋了。
平民墓中也有鼎，这个鼎在这里算是一个“高档货”了。它的名称叫“兽面蹄足陶鼎”，有粗壮的兽蹄形足，足跟饰高浮雕的兽面纹，同样造型的器物在青铜器中可谓精品，但用陶土制成，就明显不再是一个档次。
比起贵族墓的文物，平民墓中的文物体积普遍偏小。譬如小壶、陶勺等，此外还有“匜”（音移）和鬲（音力），匜其实就是一种水舀，也是陶制，前面有延伸的出水口。鬲是一个长着三只胖脚的蒸煮器，这只刻有绳纹。
平民墓中唯一不是厨房用品的是一只铜镜，八叶四山，造型也还算得上精美，在平民墓的出土器物中，显得格外突出。
在清点完贵族墓和平民墓的出土文物之后，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古代有钱人的生活更细致讲究，平民的生活更趋于实用化。财富的差异造成的不同审美选择，自古至今似乎都是如此。
因为战乱，新的机会出现了，传统的井田制被，出现了很多无主荒地，封建土地私有制应势而生。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种强大的阶级力量，这个时期，社会阶层变得更加丰富了，“士”作为一个知识精英阶层也开始出现在社会舞台之上。
纷纷掀起旨在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的变法。诸如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促使封建制度终于确立下来。
在这样一个奴隶制渐趋的时代，虽然平民阶层的生活并不怎么富裕，但相比于没有任何和财富的奴隶，已经算是生活幸福了。
无论富贵贫贱，益阳大量的战国时期出土文物映照出楚文化的华彩。春秋时，益阳就已被纳入楚国疆土，战国时它属于楚黔中郡的一部分，是楚南一个重要的据点。那么，远在长江以北的楚人是怎么来到益阳的？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楚人是分东西两条线进入湖南的：西线是从江汉平原西部进入澧水流域，东线是从鄂东进入湘江下游地区。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绕开洞庭湖。关于楚人入湘的时间，学术界目前意见尚不统一。从澧县文家山等遗址的材料来看，楚人进入澧水流域的时间大概与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基本同时或稍晚，大约在西周中晚期。
尽管楚人入湘的时间很早，但由于战国以前楚人的目标一直是北上问鼎中原，对南方无暇顾及，因此长期以来，楚人对湖南并没有用心经营。
这个过程大概分为三个时期，即楚文化对湖南原本的土著文化产生影响的阶段、楚人进入开发湖南阶段和楚人入主湖南阶段。春秋晚期，楚人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对湖南的开发也随之加快了步伐，楚越文化交流进入了蜜月期，在湘中、湘北区域，以钵、鬲、罐为组合的日用陶器楚人墓多有发现，并且还出现了楚、越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墓葬，譬如益阳腰子仑越墓中就有楚式陶器，如陶鬲、绳纹圜底罐、豆、盆等器皿，这个时期，湖南的文化融合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此时，中原诸国尤其是三晋通过变法，国力大增，对楚形成强大的。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期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吴起变法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南平百越”，开发湖南。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战国中晚期的楚文化遗存几乎在湖南全省皆有发现，尤其是战国晚期以后，楚墓数量更是剧增。湘江、资水流域的越文化遗存逐渐为楚文化取代。沅水、痦子的位置与命运澧水流域发现较普遍的一种以青铜宽格短剑或豆、罐(壶)组合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也逐渐融合到楚文化中。
遍布四水流域的古城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湖南境内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发现了许多东周至汉代的古城遗址，如湘江流域有岳阳县的大马古城、汨罗的罗子国故城、平江县的安定古城、长沙的长沙城、衡阳的大源渡古城等，资水流域有益阳的铁铺岭古城等。
铁铺岭古城遗址位于赫山区甘宁地段，1998年被公布为益阳市市级文物单位。根据多年以来的考古调查试掘，遗址的形成年代可能在春秋晚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是益阳唯一一处保存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文化城址。
古城的存在，证明了楚人入湘后进入了全面开发城市的第三个阶段，自此后的几千年里，益阳这座城市的名字始终没有变过。